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州房捐政策研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大城市或较大城镇征收房捐,房捐征收以城镇房屋和商铺为征收对象。文章主要对1929年-1937年苏州房捐征收管理进行讨论,第一个部分主要对1929年苏州颁布的房捐章程以及1935年江苏省政府颁布房捐统一整理征收章程展开讨论;第二部分介绍政府为改善苏州房捐一向难以征收的情况,于1934年进行整顿房捐;第三部分主要为对苏州房捐政策的评价,从苏州房捐的横向比较、苏州房捐对于苏州财政的地位、苏州房捐的实际征收效果、时人对于苏州房捐的评价等多个维度对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于苏州的房捐政策实施的评价展开论述。

刘一明俗家姓名与地籍考略——兼谈其捐国学问题

刘一明是全真教龙门派第十一代道士,是清代道教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高道之一。目前学界对刘一明的俗家姓名、籍贯等问题有不同看法。通过《素朴师云游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刘一明曾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捐国学,此条记载为考证刘一明的俗家姓名及籍贯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结合方志文献、科举文献及口述文献的记载,可判断刘一明在捐国学期间曾参加纪昀主持的山西乡试。通过考证,将刘一明早期的生活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进行勾勒,进而理解其选择出家入道的深刻动机。

清代捐纳管理机制及其嬗变——以户部捐纳房为中心的考察

户部捐纳房是清朝捐纳事务管理的核心行政单元,亦即透视清朝捐纳运行机制的独特窗口。清初捐纳开止靡常,清廷以户部清吏司对接相关事务。康雍时期,伴随捐纳制度渐趋完备,相应形成由捐纳房总揽捐务,部库、直省并行收捐,其他涉捐机构各司其职的分工机制。乾隆朝以来,开捐日益常态化,清廷不断完善捐纳房构建,以保证其对全国捐纳事务的专门化与精细化管理。迨至咸丰军兴,捐纳制度在战时机制下转轨,捐例冗滥、捐局竞开的局面,导致捐纳房事权被不断分割,捐务管理亦陷入无序状态。同光时期,清廷强化财政管控,极力整顿捐务,以期规复旧制。但在筹款压力下,地方捐局裁停而复开,捐务运行乱象纷繁,终清一朝仍未绝。

母乳库捐赠乳信息闭环管理系统持续质量改进与成效研究

目的:评估质量改进措施对我院母乳库捐赠乳信息闭环管理系统的影响,为管理系统的运行提供参考。方法:回顾分析2015年9月-2022年8月我院母乳库捐赠乳信息闭环管理系统的运行状况,评估质量改进先后系统内记录的捐赠乳总量、捐赠人数、捐赠次数、捐赠乳合格情况以及捐赠者和受捐新生儿的基本情况信息。结果:实施质量改进后,资料中捐赠总人数、捐赠母乳量、捐赠次数及捐赠乳合格率均增加;其中改进后母乳捐赠乳合格比率增加明显,与改进前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施质量改进后,专科/高中及以下学历捐赠者、捐赠3次以上捐赠者以及初次分娩捐赠者人数显著增加(P<0.05)。与改进前比,改进后出生体重偏低、出生孕周偏低、24h内初次使用捐赠母乳以及捐赠乳时长偏长的新生儿比例明显升高(P<0.05)。结论:质量改进措施明显改善我院母乳库捐赠乳信息闭环管理系统的运行,增加母乳捐赠数量,提高捐赠乳合格率及应用品质。

5G+捐血站数智化建设与应用探索

持续提升献血者的献血体验和满意度是采供血机构始终追求的目标。以深圳市血液中心观澜湖捐血站为试点,充分发挥5G专网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等特点,融合射频识别、人脸识别、自动采血、电子标签等技术,在协同工作模式下建立了5G+捐血站数智化应用。这减轻了采供血人员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采血服务质量,血液安全管理水平得以提升,促进了无偿献血的发展。

遗体捐献悔捐权的行使及其规制

遗体捐献者悔捐权源自捐献志愿者对自己身体权的自由处分行为,体现了捐献自愿原则,也是捐献撤销权的必要补充,承认悔捐权能够最大限度保护捐献者权利,鼓励遗体捐献。悔捐权的行使因遗体捐献的不同方式而有所不同,死者自我捐献的情形之下,悔捐权只要求口头意思表示加之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即可,近亲属捐献情形之下,悔捐权需要多数近亲属的同意,并且签订书面协议,且要到认捐登记机关撤销登记,以防止随意悔捐有害公益的情况发生。悔捐权作为捐献者的一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时机上,在遗体交送接收单位,且遗体完整性已经遭到破坏时,丧失悔捐的价值,不应悔捐;条件上,一方面悔捐者应承担尸体保管有关的费用,另一方面,如果恶意悔捐,且给受赠者造成严重身体、财产损害,悔捐者应该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闽浙两省侨捐政策与落实比较研究

在地方侨捐政策制订上,福建省先行先试,而浙江省则具有后发优势。在推进政策落实方面,两省各有千秋。在一些基础性工作方面,福建省因长期经营,经验丰富;而浙江省在操作性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尤其在一些侨捐新问题处理上表现突出。在实效上,两省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项目引导、捐赠主体等方面也有若干差异。

清代捐纳制度及其影响新论

提到捐纳,人们立即会想到“卖官鬻爵”,自然斥之为弊政。捐纳最早始于秦汉,以后历代也曾先后实行,到清朝又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长期以来,认为“清代弊政捐纳为最”①的观点,在史学界已成定论。本文认为清代捐纳制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应对其全面考察,不能将其消极作用绝对化,而完全否定之。

皇权视域下清代赈捐事业的历史走向

皇权专制的王朝时代,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民众的意愿和能力,而且与国家力量的盛衰及皇权态度的变化关联甚密。清代赈捐历史充分展现了皇权与民意之间、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之间的互动态势,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各类捐赈主体在表达忠、义伦理过程中争取生存空间的复杂面向。百废待兴的清朝初年,清廷极力通过劝捐办法调动非官方资源以弥补官赈之不足。国库充裕的乾隆朝,非官方力量在补充官赈方面的必要性大大减弱,赈捐活动中所蕴含的政治意味反而被一再强调,乾隆帝试图借此强化各阶层赈捐行为中的国家认同。嘉道以降,随着国家财力的衰退,清廷转向社会求助,非官方力量日益广泛地参与到救灾事业之中。晚清义赈的崛起则表明,王朝衰微之际的统治者已经有意将一部分“惠民之权”让渡给社会,以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这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救灾事业的社会化进程。

日伪统治时期山西省的户口捐

日伪统治时期,山西的地方伪政府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治安开支,一般采取征收摊款的方式来筹措经费。由于摊款存在诸多弊端,伪山西省公署先是出台规范摊款的政策,后又从1943年开始禁止各项摊款,改以户口捐的名目来征收。相比摊款,户口捐的制度设计更加规范与细致。然而,由于许多人并不如实申报自己的资产与收入,户口捐的征收并不顺利。为有利于户口捐的征收,户口捐从申报制转向承包制,让村来包办,以便解决申报不实的问题。户口捐之难以落实,反映了日伪政权不得人心。

捐书筑梦 爱满校园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捐书筑梦,惠泽千秋。多读书、读好书,是孩子们开拓视野和提升素质的重要途径。为解决部分中小学图书保有量不足的问题,广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携手广西慈善总会连续3年开展“福彩情·乡村振兴启智一一八桂慈善爱心图书室”项目。截至目前,为南宁市、百色市、玉林市等地区的20多所乡村中小学建立图书室,得到了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企业慈善行为(捐款和捐时)对消费者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文献回顾表明,企业慈善行为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本土的实证研究形成了一个空白点。本研究致力于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挖掘企业慈善活动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慈善活动提升消费者感知的企业形象,而与产品质量不相关;捐时比捐款的效果更为明显;消费者道德认同在其间起调节作用。

捐书筑梦 共沐书香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及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精神,日前,新蕾出版社教育期刊中心工作人员赴蓟州区二营镇社区考察,并捐赠了书刊。

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 ,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 ,为了预备“裁厘加税” ,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 ,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 ,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 ,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 ,加之清廷措置失当 ,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 ,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

清代官学教师捐纳制度研究

清代官学教师的选拔方式沿承明代,但也有不同,其中通过捐纳的方式选拔官学教师是典型的表现。捐纳官学教师这一独特的教师选拔方式是清代文官捐纳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实施对于清代中央和地方官学教师的构成、质量与职业声望产生了重要影响。

慈善义务的分离性困境及其制度克服的思考——从“舆论逼捐”说起

"舆论逼捐"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名人名企进行慈善捐赠的良好愿望,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慈善规范失灵的表现。慈善捐赠具有分离性特质,其特点在于任何社会主体都有进行慈善捐赠的道德义务,但是没有对某个具体的个体或项目进行慈善捐赠的特定义务。要客观公正的评价社会主体的慈善捐赠行为,应该拥有该主体充足的慈善捐赠信息,并考虑不同层次社会主体的平均捐赠水平。而"舆论逼捐"是没有考虑名人名企等相同层次主体的平均捐赠水平而产生的非理性舆论暴力。构建慈善捐赠自愿登记制度是促进慈善捐赠信息充分共享、避免"舆论逼捐"非理性行为、激励慈善捐赠的一种有益尝试。

我国网络募捐存在的问题及监管措施

慈善募捐一直以来都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支撑。随着网络的发展,加之与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使得慈善事业在运行过程中筹集善款更加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网络骗捐、诈捐的事件,导致社会公众对网络募捐的信任度下降,而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在网络募捐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性和规范性的监督。

实官捐的兴废与清末朝野之间的崩裂

清末实官捐问题,学界存在的问题一是脉络需要进一步梳理,二是有些观点需要订正。清末社会舆论对实官捐问题的主流取向是批斥、否定,力主罢废。清末当政官员中,力主开办实官捐者大有人在。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西到云南,东到山东,全国各地方督抚大员多力主实官捐。主张开办之外,当政官员还专折请奖捐输实官。当政者的罢废声音来自于三大群体:清议群体、户部或度支部、摄政王载沣及军机大臣张之洞等。清末社会在实官捐问题上可分解为四方:政府分化为二,民众分化为二,舆论界与民众中的主张罢废群体相一致。过去学界总是习惯性地从朝野之间的互动来解读历史,似乎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在福清侨乡捐赠行为的文化解读

本文以福清侨乡为个案,探讨侨捐行为背后文化(特别是观念)的动因,即支撑着侨捐行为作为侨乡社会普遍现象得以延续发展的思想观念动因、社会文化动因。侨捐文化形式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三个层面体现了侨捐文化内涵,从而实现了侨捐文化功能,推动侨捐行为从个体到群体化、导向化。侨捐文化功能,从利己的方面来分析,可以包括精神效能和社会资本两个层面,前者更多是侧重于观念心态层面的外在动力和精神效能所产生的内在动力;后者则是带有利己的功利效用,即侨捐行为给捐赠者带来具有利己效用的社会资本。

互联网背景下“捐赠式”众筹的困境及出路——以合肥市为例

“捐赠式”众筹作为互联网时代推动我国公益事业“去行政化”改革的新兴业态,其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众筹商业化思维以及无实物抵押的运营模式,使得公益活动能够项目化、高效化开展。但“捐赠式”众筹面临法律空白、概念不清、乱象频生等问题。文章通过分析各主体视角下“捐赠式”众筹问题,探究“捐赠式”众筹当前困境以及出路,对我国公益事业发展有着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