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指南

遗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国家鼓励遗体器官捐献,建立了遗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体系,推动遗体器官捐献,规范遗体捐献器官获取和分配,提升遗体器官移植服务能力。器官捐献协调是遗体器官捐献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捐献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协调员作为连接器官捐献者与移植等待者之间的桥梁,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规范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实施,由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制定《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指南》。针对捐献协调和见证工作中主要的16个问题,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国际通则、专家共识和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形成了20条推荐意见,以指导协调员依法依规、科学规范开展捐献的协调和见证工作,推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高质量发展。

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目的构建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方法采用McClelland的胜任力辞典法构建协调员胜任力模型初始框架;然后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从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辽宁等器官捐献试点省市选取10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访谈,提取胜任力指标;并通过专家调查法,选取15名专家组成专家小组进行胜任力指标的筛选;最后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结果成功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6个维度(一级指标),21个胜任力项(二级指标)。结论该评价体系从多个维度评价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在协调员的招聘选拔、绩效考评、教育培训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器官捐献协调员心理状况调查研究

目的探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心理状况。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和艾森克人格测试问卷(EPQ)分别评价4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焦虑、抑郁、睡眠质量和人格特征。结果器官捐献协调员SAS评分、SDS评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23.372,9.743;均为P<0.05)。器官捐献协调员PSQI中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等成份评分和总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8.054,7.274,6.634,10.613,8.376,19.166,8.496,17.372;均为P<0.05)。EPQ评分中,男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P<0.05),女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和女性器官捐献协调员P、E和L维度得分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器官捐献协调员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和睡眠质量差,应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改善。

护士对器官捐献协调知识、信念、行为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护士对器官捐献协调的知识、态度、行为现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及器官捐献协调知识量表、态度量表、行为问卷对北京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35个科室的303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知识量表均分为20.14分,态度量表均分为3.73分,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态度量表的动力维度均分4.01分、阻力维度均分2.47分;0.7%的研究对象表示有过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经验;0.3%表示做过器官捐献专业协调员;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知识与态度得分呈正相关(r=0.171,P<0.05);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职称、参加过公益活动以及接受过器官移植或捐献的相关培训是影响知识得分的因素(P<0.05);职称、学历、执业过程中遇到过潜在捐献者及身边的人捐献过器官是影响态度得分的因素(P<0.05)。[结论]护士对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知识掌握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护士对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态度比较积极,但同时拥有诸多顾虑担心,应加强对护士的相关培训,加快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职业化建设,使护士消除顾虑,积极投身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浅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建设

启动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试点工作是2010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国家卫生部）推行的缓解器官供需矛盾、促进移植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试点工作内容要求各试点省、市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试点方案所明确的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招募并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逐步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队伍。

对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行业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器官捐献工作开展的基础,其专业素质直接影响着器官捐献工作的服务质量和器官捐献率的提升。明确其职业意义与职业定位,分析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行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人员严重不足、资质良莠不齐、职责界定不清。并提出其队伍建设的重点与方向:基于本土社会文化,通过加强培训和考核走专业化、职业化道路,同时强化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伦理规范意识,并加强对其制度监管和法律约束,以确保和推动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健康、良性、快速地发展。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国内外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研究现状分析与展望

目的系统分析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研究状况,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方法以200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网、万方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SCI/SSCI/CPCI)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研究文献为样本,应用CiteSpace软件从发文量、作者、国家、发文机构、关键词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共纳入有效中文文献47篇,英文文献43篇,文献数量近12年来呈波动上升趋势。中文核心作者共有11位,发文数量前3名的作者依次为叶啟发、黄伟、司晶,外文核心作者共有5位,发文数量前3名的作者依次为Konaka、Fukushima、Kato。国内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武汉大学附属医院及其研究中心,其次是宁波市泌尿肾病医院和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各机构较分散且尚未形成合作群。国外发文量排名靠前的机构依次是波兰华沙大学、日本大阪大学、加拿大东安大略省儿童医院、波兰器官移植协调中心。英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3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中国。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产生与发展、角色和作用、职业能力和职业认同、队伍建设、工作现状、职业化培训、健康管理等7个主题群。结论国内外有关器官捐献协调员领域的研究总体呈良好发展态势,但研究内容需不断细化和丰富,今后各研究主体及不同国家之间应开展更广泛的交流合作,不断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器官捐献协调员劝捐协调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影响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捐献意愿和器官捐献协调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式对349名全国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145名,女204名,年龄27(23,36)岁。利用多重线性回归和无序logistic回归探讨捐献意愿和协调效果的影响因素。结果349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中,愿意捐献器官的人数有146名,占41.8%,其中已签署器官捐献同意卡的101名,占28.9%。器官捐献法律认知充分、文化程度高、有婚姻经历、自感健康状况好均对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捐献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均为P<0.05);收入高、器官捐献协调员工龄长、聘用方式为专职、捐献意愿高、捐献条件认知和捐献程序认知充分均对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效果具有积极影响(均为P<0.05)。结论本研究发现器官捐献协调员对器官捐献的法律认知程度越高,器官捐献意愿越强,而增强器官捐献协调员自身捐献意愿对提高器官捐献协调效果有积极影响。因此,应搭建全方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培养体系,以提高器官劝捐成功率,推动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三省实地调研

了解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现状,加强我国协调员队伍建设。方法在文献学习和预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协调员职业建设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并以结构性访谈的形式对浙江、湖南、山东三省的32名一线器官捐献协调员调研。结果发现78.1%的协调员认为缺少职业规划、62.5%的协调员认为绩效体系不完善,71.9%的协调员职责界定不清、46.8%精神压力过大。结论通过借鉴"西班牙"模式,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将器官捐献往专业化发展",为协调员提供专业培训、明确其职业发展、提高协调员队伍素质建设。

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福建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满意度研究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福建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满意度现状并提出相应建议。方法以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福建省在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满意度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总满意度各维度进行相关性分析,进而分析工作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总满意度为(2.9±0.8)分,总体偏低,其中工作本身提升满意度为(4.7±1.3)分,工作薪酬福利满意度为(2.0±1.4)分,工作沟通满意度为(2.0±1.3)分。工作薪酬福利满意度与工作沟通满意度呈正相关(r=0.653,P<0.05)。多重因素在工作满意度上存在差异,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总满意度与性别、工作性质、工作年限、月平均收入、年龄、学历、岗位性质有关。结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福建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满意度偏低,建议从政府和医院等不同层面出发,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相关保障政策。

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现状与思考

介绍国内外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普及现状、课程内容、培养方式及考核制度,提出国家主导以促进培训参与积极性、多学科兼顾以充实培训内容、多媒介并用以丰富培训方式、采用“驾照式”考核严把培训出口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的发展提供参考。

实习医学生毕业后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意愿调查与分析

目的调查医学生毕业后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意愿,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以山东省某三甲医院611名实习或规培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编制的问卷调查其对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认知、态度以及毕业后从事该工作的意愿。结果611名医学生中,458人态度积极,381人认知水平较低,246人希望毕业后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年龄、人格、认知水平和态度对医学生毕业后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意愿有显著性影响。结论医学生对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总体认知水平较低,但态度积极,毕业后从事该工作的意愿较强。相关部门应分析影响因素,制定针对器官捐献协调员潜在人群的选拔、招聘要求。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现状与素质要求

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迅速发展,但是供体短缺问题依然严峻。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发挥的作用更为直接,是器官捐献协调团队的骨干力量。充分认识协调员的职责与内涵,科学严谨地培养优秀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有助于全面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健康发展。

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认同、工作压力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探讨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职业认同水平、工作压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提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认同感的促进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全国182名红十字会登记在册的专职和兼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使用《协调员职业认同感调查表》和《一般人口学信息调查》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共调查到182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75.8%的对象年龄在25-40岁,男性占51%,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达77%,从事2年以上协调员工作者为54%。职业认同平均分为(39.38±7.65)分(满分50分),中位数为40.00分。以协调员总体职业认同的中位数40.00分划分为职业认同高分组和低分组发现:职业认同水平高的协调员所感受的工作本身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高于职业认同水平低的协调员(均为P<0.05);相反,其所感受的职业发展压力却低于职业认同水平低的协调员(P<0.05)。获得社会支持高的协调员,职业认同水平明显高于获得社会支持低的协调员(P<0.05)。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认同水平的影响因素有月平均收入和社会支持;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为聘用方式。结论:目前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职业认同为中等水平,高收入协调员职业认同水平低,获得社会支持高的协调员职业认同水平高,非在编的其他(如临时工)聘用方式的协调员工作压力大。相关管理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协调员工作压力,给予更多社会支持以提高协调员职业认同水平。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认同现况调查

目的:对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认同进行调查分析。方法:对2016年在中国红十字会注册登记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有182名协调员参与本次调查,职业认同总得分平均716.7分(中位值729.5分),单条目得分为39.4分(中位值40.0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龄与职业认同呈正相关,月平均收入与职业认同呈负相关。结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认同感较高,工龄、月平均收入与职业认同水平有一定相关性。政府可适当调整协调员的相关政策,以促进协调员队伍的稳定。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压力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协调员)的工作压力现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为今后实施可行的减压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整群随机抽取2016年全国范围已登记的专职或兼职协调员182名,采用问卷调查法(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调查表和工作压力量表)进行调查。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年龄、性别等人口社会学因素不同的协调员工作压力量表及各维度得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年龄、性别等指标对工作压力的影响。P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共发放问卷182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182名协调员工作压力量表得分平均为(68±12)分(26～92分)。正式工或人事代理、合同制调查员得分分别为(67±13)、(66±12)分,均低于其他(含临时工)调查员得分[(72±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 05)。18～30岁组协调员工作本身压力维度得分低于其他两组,≥36岁组协调员自身发展压力维度得分高于18～30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高中及以下(含中专)协调员角色认知压力维度得分为(3. 0±1. 0)分,高于本科(含大专)、硕士及以上协调员[(2. 5±1. 0)、(2. 3±1. 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来自医院、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其人际关系压力和职业发展压力维度得分均低于来自其他工作单位的协调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 05)。既往职业为医师、护师的协调员,其人际关系压力维度得分均低于其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 05)。既往职业为护师的协调员角色认知压力维度得分高于其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聘用方式为正式工或人事代理、合同制的协调员,其工作背景和氛围压力维度得分分别为(3. 4±0. 8)、(3. 3±0. 8)分,均低于其他(含临时工)的协调员得分[(3. 7±0. 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 05)。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协调员年龄越大,工作压力得分越高。结论协调员工作压力水平整体较高,今后的研究应围绕开展有针对性地降低协调员工作压力的干预项目进行。同时医院管理者应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协调员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满意度,从而提升工作质量。

器官捐献协调员人格类型分析

目的探讨人格类型与器官捐献工作能力的相关性,为今后器官捐献协调员(以下简称协协调员)招聘、业务培训及管理提供新的思路。方法通过向全国18个省份25家器官获取组织(OPO)网络发送调查问卷收集相关资料,所有调查问卷均通过微信平台收回,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从事协调员工作的年限、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和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量表。结果最终回收来自全国15个省份17家OPO共计167名协调员的有效调查问卷。MBTI量表结果显示:E-I维度中,总体偏好外向型(129/167,77.2%);S-N维度中,总体偏好感觉型(153/167,91.6%);T-F维度中,总体偏好情感型(112/167,67.1%);J-P维度中,总体偏好判断型(121/167,72.5%)。工作年限为1~2年与>5年的协调员在E-I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94,P<0.05)。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10例和11~20例的两组协调员与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30例的协调员在J-P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9.470和12.376,P均<0.05)。共出现13种人格类型,排名前9位的人格类型共计159人(占总调查人数的95.2%),依次为:ESFJ(68例,40.7%),ESTJ(22例,13.2%),ESFP(22例,13.2%),ISTJ(15例,9.0%),ISFJ(8例,4.8%),ESTP(7例,4.2%),ISFP(7例,4.2%),ISTP(5例,3.0%),ENFP(5例,3.0%)。结论外向型性格更适合从事协调员工作,感知型性格对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提高有一定帮助。

奔走于生死之间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因为你能做这个工作躺在病床上的那些青年与中年,往往因为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让他们基本符合临床脑死亡的标准:比植物人更糟,没有恢复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拔掉呼吸机,不用太久,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血液也停止流动。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转型与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器官移植机构应有大局观,全局观,加强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晋升渠道。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拥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较为全面的专业能力。但目前大部分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综合素养不高,无法与捐献者的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导致器官捐献工作进度缓慢。因此,本文通过对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素质要求与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对策,以期为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