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巡视对国有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

以中央巡视事件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就其对国有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央巡视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对捐赠动机的检验发现:中央巡视有助于抑制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声誉保护动机和管理层自利动机,进而减少自利性慈善捐赠支出;与其不同的是,由于战略性慈善行为能够发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的效应,中央巡视并不会削减此类慈善捐赠。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内部控制质量低和亏损企业,中央巡视对自利性慈善捐赠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结论提供了中央巡视政策效应的经验证据,并将自利性捐赠与战略性捐赠进行区分,旨在促进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健康发展。

引领性捐赠策略的激励效率——基于公众筹款的情景实验

如何引导和激励公众捐赠是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配捐和挑战捐赠是国际上最常见的用于激励公众捐赠的手段,它们被统称为“引领性捐赠”工具。在我国的公众筹款中,配捐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而挑战捐赠还不太被了解和重视。近年来,随着配捐的边际效应递减、风险增高,引入新的激励手段便被提上议程。本文采用情景实验的方法分析配捐和挑战捐赠在两个公益项目的虚拟场景下的激励效率。研究发现配捐和挑战捐赠都存在几种有效激励捐赠的价格选项,而且不同激励措施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效果差异。因此,未来我国公益事业可以引入挑战捐赠等新的引领性捐赠工具,完善这类活动的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促进其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校友捐赠意识的现状、问题与培养路径——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分析

校友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校友捐赠是母校获得社会捐赠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友捐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校获得校友捐赠的比例、数量和质量,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以地方高校校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等方法,揭示社会资本在校友捐赠意识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梳理校友捐赠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校友捐赠意识培养的有效路径。

分期捐还是一次捐——个体捐赠的分期付款效应

支付技术的发展使分期付款的方式在个体捐赠领域得以普及:捐赠者可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进行持续的定期捐赠,每次支付较少的金额。分期付款的捐赠形式在实践中应用广泛,但在文献中鲜有研究。本文将分期捐与一次捐进行对比,探讨分期捐的影响和适用情境。通过一个预实验和四个正式实验发现:相比一次捐,分期捐能够降低个体的感知支付痛苦,并提高个体对捐赠的感知有效性,从而提高其捐赠意愿;但是,当慈善项目的需求具有即时性或紧迫性时,分期捐对感知有效性的积极影响会被削弱甚至反转。此外,分期捐能够促使个体对慈善捐赠产生积极的态度。本研究丰富了对个体捐赠方式的认识,为慈善捐赠平台提升募捐效果、促进对慈善事业的长期资助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

税收减免是促进企业公益性捐赠的重要政策工具。文章通过梳理已有政策文本并归类分析,厘清其内部联系与矛盾,结合实施背景与效果,从相关法律的衔接中分析当前优惠政策的历史发展和存在问题。联系利益相关方的认知、偏好、环境方面分析形成逻辑,进而提出清晰界定涵摄范围,完善多样捐赠的评估规则,适当调整税收征收机制,实现统一立法的建议,从而更好推动捐赠事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单一还是多样?捐赠参考物设置对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进行慈善支付界面设计时,慈善组织常用参考物来表征捐赠金额,以达到劝捐目的。已有研究聚焦于捐赠参考物呈现与属性类别对个体捐赠的影响,本文则基于显著性理论和主体—背景理论,探讨捐赠参考物数量设置对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5个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多样化(vs.单一化)捐赠参考物设置更能强化个体的捐赠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个体在多样化(vs.单一化)捐赠参考物设置下更关注他人,进而削弱交易痛苦感,最终强化个体捐赠行为。此外,上述效应受个体思维模式的调节,多样化捐赠参考物设置对个体捐赠的积极影响仅在启动局部思维模式(v s.整体思维模式)下成立。本文结论有助于推进参考物与捐赠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慈善企业在多选项支付界面中设置参考物信息提供实践指导。

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与连续慈善捐赠行为

商会作为典型的社会网络组织,能够通过企业家商会任职的方式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202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家(董事长或CEO)商会任职与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家商会任职会促使民营企业从事连续慈善捐赠活动且捐赠规模更大,而且企业家任职商会种类越多,这一促进效应越明显;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企业家兼职较少以及非国有企业等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企业家商会任职对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企业家在工商联或行业协会、国家级或市县级及以下商会中担任关键职位,更可能进行连续慈善捐赠且捐赠规模更大。渠道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通过将商会会规和宗旨融入企业经营活动以及维护企业声誉两个渠道促进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家商会关系网络对民营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积极影响,提供了企业非功利性连续慈善捐赠行为驱动机制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我国商会组织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政策启示。

脱销遗爱,为善之选?新产品脱销经历对消费者捐赠意愿的影响研究

随着产品预售、直播带货和购物狂欢节等新型商业模式的日益盛行,新产品脱销日渐普遍,但对于它们的捐赠却困扰着许多消费者,而且相关的关注和研究也严重缺失。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和道德提升感理论,本文通过构建有调节的双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新产品脱销经历是否、如何及何时会影响消费者的捐赠意愿等问题,并通过实验法和调查法进行了检验。2个主实验及其扩展实验或准实验表明:(1)新产品不同类型脱销经历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捐赠意愿,其中限制供应数量的供应性脱销经历较之于需求突发增长的需求性脱销经历更难唤起消费者的捐赠意愿;(2)消费者心理所有权与道德提升感共同在新产品脱销经历对消费者捐赠意愿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前者会起消极中介效应,而后者会起积极中介效应;(3)消费者的社会价值取向会调节心理所有权与道德提升感的共同中介效应,亲自我价值取向者会让心理所有权中介效应占优,从而减弱消费者的捐赠意愿;亲社会价值取向者会让道德提升感中介效应占优,从而增强消费者的捐赠意愿。本研究结论在深化与完善新产品脱销、旧物处置和慈善营销等理论的同时,也对消费者理性处理旧物、厂商改善新产品脱销、慈善机构营销募捐及监管机构规范治理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富豪榜、媒体关注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

每年富豪榜的新晋榜单总是吸引着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这必然会对上榜富豪的个人生活及其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收集整理了2005年—2017年间“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及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名单,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上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较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发现,实际控制人上榜的公司在上榜之后相对于实际控制人没有上榜的公司捐赠水平更高,这一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媒体关注特别是负面媒体关注在实际控制人上榜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上升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实际控制人上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实际控制人上榜名次靠前、实际控制人有政治身份、企业初始产权有“原罪”嫌疑、企业避税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富豪身份标签给上榜企业家带来了更高的社会责任预期和更强的舆论监督,为强化自身合法性和正当性印象,上榜企业家会更积极地参与慈善捐赠活动.

“固本”方能“枝荣”: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本地偏好对企业绩效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首先,基于制度理论以及关系网络视角,探讨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本地偏好对企业绩效稳定性的积极作用;其次,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数据的研究结果证实以上假设,并从信息传递的视角证明信息传递能力可有效增强主效应;最后,验证本地政商关系和本地社区关系所起到的机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及企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资源丰富性对个体向抽象目标捐赠意愿的影响研究

公益慈善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社会公众融入公益慈善的兴趣相对低迷。本文从资源丰富性视角出发,通过一项二手数据探究和三项实验检验了人们对抽象目标捐赠的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表明:1.与捐赠有限资源相比,人们在捐赠丰富的资源时,会对抽象的目标表现出更高的捐赠意愿;2.人们对抽象目标的偏好受到感知效能的中介作用,即人们在捐赠丰富(vs.有限)的资源时对于捐赠抽象目标的行为具有更高的感知效能,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捐赠意愿;3.捐赠诉求的信息解释调节了人们对抽象目标的偏好,即在高水平(vs.低水平)的信息解释情境下,相比捐赠资源有限的个体,捐赠资源丰富的个体对捐赠抽象(vs.具体)目标具有更高的感知效能,进而导致更高的捐赠意愿。本文从资源丰富性视角拓展了可识别受害者效应与捐赠目标的理论研究,为慈善组织提升捐赠诉求设计的有效性提供了管理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福建晋江“喜庆捐赠”为例

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承传统慈善文化,引导农村精英参与慈善事业,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民综合素质、缓解贫富差距等问题,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持社会稳定。以福建晋江“喜庆捐赠”为例,当地拥有悠久的侨乡慈善文化传统,地方政府因势利导,通过倡导移风易俗推动民众参与慈善活动。地方精英在具体的慈善模式方面进行了创新,基层组织积极回馈慈善捐赠者的参与动机与需求满足,合力推动了福建晋江慈善文化的传承与模式创新。在发展民间慈善事业时,应发掘自身可利用的慈善文化与慈善条件,激发当地社会对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与认同感,立足地方经济水平与文化特征,建构具有本土特色、适合本地发展的慈善模式,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吗

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具有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管金融背景占比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慈善捐赠水平的正向促进效果更强。

公立医院接收捐赠的风险与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发展与大众慈善意识的增强,公立医院接收来自社会中的慈善机构、各大企业及个人名义捐赠的物资和资金在频次、数量、规模上较以往明显增长,接收捐赠管理的风险问题也逐渐显露。文章通过对某医院开展的对接收捐赠款物专项审计工作的总结与分析,针对公立医院接收捐赠款物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点,提出公立医院接收捐赠管理流程的具体措施。

中外高校社会捐赠比较与政策启示

社会捐赠是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欧美国家高校的社会捐赠基金规模较大、管理专业、投资收益可观,在办学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在数量上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无论是捐赠基金规模还是投资管理都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中外高校社会捐赠差距的形成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政策环境和管理体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时间不长有一定关系。要提升我国高校社会捐赠水平,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迫切需要理顺教育基金会与高校的关系、加强对教育基金会的政策支持、建立高校教育基金会评价体系、完善高校教育基金会内部治理、重视高校捐赠基金的保值增值以及积极营造教育捐赠的文化氛围。

全国公共图书馆智能化捐赠平台探索

文章阐述了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公共图书馆需更新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以适应现代需求。捐赠是丰富馆藏的重要方式,改变捐赠模式有助于推广阅读文化、促进馆藏建设和知识共享。因此,建立全国公共图书馆智能化捐赠平台前景广阔,意义重大。该平台能提供更多资源渠道,吸引爱好者参与,打造高效、便捷、可持续的智慧捐赠体系,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

信息透明度、管理支出水平能否影响慈善组织捐赠收入?——基于我国基金会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慈善组织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同时,其透明度问题也被更加频繁地提及和受到关注,捐赠者希望自己捐赠的钱款和物资能够被更加有效率地加以使用。文章以97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验证基金会透明度的提高和管理支出水平的降低能否增加其捐赠收入。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基金会平均透明度偏低,不同基金会信息披露情况差异较大;(2)基金会的透明度会显著影响其捐赠收入;(3)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对公益项目可用资金存在挤出效应,但与捐赠收入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对慈善组织正确定位透明度和管理成本的重要性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捐赠箱”效应:增加“捐赠箱”对个体互联网捐赠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聚焦于当前互联网捐赠转化率普遍较低的问题,基于心理学理论,提出了一个能够影响和促进个体互联网捐赠意愿的潜在因素:增加“捐赠箱”(即,互联网“捐赠箱”效应)。通过1项模拟真实募捐平台的小程序实验和5项控制实验,本研究验证了该策略的有效性并揭示了背后机制:在互联网募捐情境中,增加(vs.未增加)“捐赠箱”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感知难度较低的初始决策(即,是否“加入捐赠箱”比是否“立即捐赠”的决策难度低),从而提升了他们的决策意愿(即,加入捐赠箱意愿更高)。而这一初始决策会增强个体与之相关的一致性动机,进而提高其后续捐赠意愿。此外,我们识别了互联网“捐赠箱”效应的边界条件:该效应在一致性偏好较低(vs.较高)的个体中将被削弱。本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捐赠行为决策相关的理论研究,并为公益行业从业者开展互联网公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参考。

城市居民慈善捐赠认知困惑及破解策略

梳理居民在慈善捐赠认知中存在的困惑,发现传统居民对慈善捐赠认知争议主要体现在慈善捐赠动机、捐赠主体、捐赠客体、捐赠内容等四个层面。居民慈善捐赠认知又围绕着传统慈善与网络慈善、大公益小公益、高调慈善低调慈善三个方面展开争论。提高居民慈善捐赠水平的策略:借助“新公益”与“传统公益”之辨厘清慈善困惑,区别新旧公益界限;加大慈善宣传,培育公民的现代公益意识;大力倡导快乐慈善,以快乐公益助推慈善事业发展。

企业慈善捐赠与公司融资约束——基于政企互惠的研究视角

理性经济人假设个人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使得目前研究从政企合谋的理论探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文章认为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并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为切入点来研究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过程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文章选取2016-2023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提出并检验了企业慈善捐赠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未参与慈善捐赠的公司,参与慈善捐赠的公司可以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互惠关系,从政府获得的相关信贷等稀缺资源,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由此可知,政企关系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以上结论排除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参与慈善捐赠的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能力还受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及所在地区的影响。文章的结论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更好地了解企业慈善捐赠的实施效果以及有效管理公共事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