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基金会特征、审计师选择与捐赠决策

慈善基金会监管与审计师选择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关注的热点话题,但鲜有文献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本文以2006—2012年我国慈善基金会为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第一,规模越大、组织越复杂、管理效率越好、资产负债率越高、注册在发达地区、成立时间越长、私募性质的基金会更倾向于选择"百强"事务所。第二,选择"百强"事务所能够显著增强基金会会计信息与捐赠决策之间的关系,且该影响主要体现在吸引国内机构捐赠者和限定性捐赠者;选择民政部中标事务所未能显著增强二者的关系。该结论说明基金会外部审计产生了治理效应,但治理效应的发挥需要依赖高质量的审计和理性捐赠者的决策。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发现为理解我国基金会审计师选择及其治理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并为我国有关部门完善基金会外部审计监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证据。

情绪和劝捐策略对个体捐赠决策的影响

以185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2×3完全随机实验设计,考察了情绪和劝捐策略对个体捐款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情绪和劝捐策略的主效应均显著。悲伤情绪状态下的被试比愉悦情绪状态下的被试捐赠更多,决策时间更短;信用劝捐策略相对情感和理性劝捐策略,被试捐赠更多,决策时间更短。个体在悲伤情绪下,如果募捐者使用信用劝捐策略,其捐赠意愿最强。

影响我国个人捐赠者捐赠决策过程的心理机制——基于情感适应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帮助决策模型和情感适应理论,本研究建立了我国个人捐赠者的捐赠决策模型,并通过发放全国性问卷进行数据搜集,验证了刺激→情感→动机→意向这一动态心理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个人捐赠行为是一个动态的心理决策过程,其中由公益组织传递的组织形象和广告诉求经过了潜在捐赠人的评价而产生了不同的情感状态,该情感状态诱发利己动机或者利他动机继而影响其捐赠意愿。此外,个人捐赠经历与情感状态交互作用于动机并对捐赠意愿产生影响,即在个人捐赠经历多的情况下,由感知组织形象和广告诉求评价所引发的情感对于捐赠意愿的影响较小;而个人捐赠经历少的情况下,该情感对捐赠意愿的影响较大。

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对捐赠决策的影响研究——对个人捐赠者和机构捐赠者的对比分析

借助说服双过程模型,研究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对捐赠者捐赠决策的影响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个人捐赠者和机构捐赠者对慈善组织所披露财务信息的关注维度的差异,再以我国慈善基金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对组织的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分别沿边缘路径和中央路径影响捐赠者的捐赠决策;边缘线索和中央线索对个人捐赠者和机构捐赠者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慈善组织披露财务信息的完整度作为边缘线索对个人捐赠决策的影响程度比对机构捐赠决策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反映慈善组织财务状况的财务指标作为中央线索对机构捐赠决策的影响程度比对个人捐赠决策的影响程度更大。

我国高校社会捐赠影响捐赠者决策的因素研究

公益捐赠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公力救助的必要补充。高校社会捐赠属于公益捐赠,受捐赠双方及其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影响捐赠者决策的十四项因素假设,并借助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确定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性,建立了我国高校社会捐赠决策模型。

捐赠者会在意慈善组织的公益项目吗——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实证研究

公益项目是慈善组织使用捐赠的主要体现,那么捐赠者是否会根据慈善组织的公益项目特征来制定捐赠决策?基于此,文章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从公益项目视角出发考察公益项目特征对捐赠决策的影响效应,以2011-2014年基金会为样本,使用济贫程度、社会福利程度以及捐赠者自身社会价值来衡量公益项目特征,结果发现:(1)捐赠者的慈善捐赠主要关注增大济贫程度、社会福利程度和提升自身社会价值,而且在这三个影响指标中,捐赠者对慈善组织济贫程度的关注程度更强。(2)将捐赠者分为个人捐赠者和机构捐赠者之后,虽然个人和机构捐赠者均较为注重济贫程度,但是个人捐赠者比较注重社会福利程度,而机构捐赠者比较注重自身社会价值的提升。(3)进一步将基金会分为全国性基金会和地方性基金会,全国性基金会中个人捐赠者注重提升自我社会价值,而机构捐赠者注重社会福利程度;地方性基金会中,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捐赠者都比较注重济贫程度,但是个人捐赠者更倾向于基金会带来更多社会福利,而机构捐赠者更倾向于提升自身社会价值。

企业公益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青岛市企业为例

公益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对青岛市企业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回归方法构建企业公益捐赠决策模型。分析发现,企业逐利倾向、企业决策者受教育程度、企业慈善文化、企业资产负债率、政府态度、税收优惠政策、受赠机构社会影响力等7项因素是影响企业公益捐赠的主要因素。

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分析

公司慈善捐赠的具体制度设计应体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现行《公司法》虽然明确引入了公司社会责任,但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却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完善公司慈善捐赠立法,认定公司慈善捐赠,捐赠决策权的主体,确定捐赠的数额,不合理捐赠的撤销,从而在公司捐赠中达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会计信息会影响捐赠者的决策吗?——来自中国慈善基金会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和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但鲜有文献实证检验会计信息对我国慈善市场资源分配的影响。本文以2006-2012年我国慈善基金会为样本数据,实证发现:第一,基金会综合运营效率的会计信息越好,越能吸引更多的捐赠额;第二,将综合运营效率会计信息分解为业务活动成本率、管理费用率和筹资费用率三个指标后,本文发现仅有国内机构捐赠者对于业务活动成本率的提高与管理费用率和筹资费用率的降低有显著反应;第三,高质量审计能够显著增强综合运营效率会计信息与捐赠决策之间的关系,但高质量审计治理效应的发挥需要依赖国内机构捐赠者成熟和理性的决策,该结论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的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在我国慈善市场资源分配方面具有价值相关性。本文的发现也为监管机构完善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的制定及其审计师选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并为我国慈善组织通过提高捐赠效率、控制管理费用支出和完善募捐活动等方式吸引更多机构或个人捐赠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证据。

论公司捐赠的司法政策——从万科捐赠风波谈起

关于公司能力的学理论争中,公司的捐赠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在公司章程缺乏相应规定的情况下,公司是否具有捐赠能力?公司捐赠的决策权归属股东会抑或董事会?公司捐赠中股东利益和债权人利益如何保护?如何避免公司以捐赠为名而行高管自利之实?对此,我国《公司法》并无明确的规定,这给涉及公司捐赠的司法裁判带来了相当的困难。我国必须参酌国外相关立法例和法理,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妥当解决公司捐赠的法律问题。

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

公司慈善捐赠只有在法律的合理规制下才能健康发展,公司慈善捐赠的具体制度设计要体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主要表现为慈善捐赠的认定、捐赠决策权的归属、捐赠数额的确定,以及股东权益的救济。法律规制的最终目的是既鼓励公司慈善捐赠,又能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在公司捐赠中实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