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捐赠诈骗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

捐赠诈骗是近年来高发的诈骗犯罪类型,尤其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平台发布慈善募捐信息进行诈骗的案件更是屡见不鲜。对于捐赠诈骗行为可否以诈骗罪论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要求被害人意识到自己的财产处分行为将产生财产损失的后果。因此,捐赠诈骗可罚性在于如何准确认定诈骗罪的财产损失。实践中发生的捐赠诈骗案件包括“对价型”和“非对价型”两类,需要分别讨论财产损失的认定标准和路径。在“非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可直接采取“目的失败理论”认定财产损失;在“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应采用梯次判断方法,进行双层次的检验,即首先进行对价关系的判断,当此关系不平衡时再进行客观目的的认定。

捐赠诈骗的刑事可罚性研究——以对“目的失败理论”的批判为中心

捐赠诈骗、乞讨诈骗等特殊类型的行为应否纳入诈骗罪的可罚性范围,教义学上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应否要求被害人因为被骗而没有认识到财产处分行为将产生财产损失的效果,主要存在无意识的自我损害必要说和无意识的自我损害不要说两种立场。目的失败理论在无意识自我损害必要说前提下,将社会目的无意识的失败与有意识的自我损害相联系,形成补偿模式的主观化思路和功能模式的规范化思路。从学术史考察,目的失败理论只适用于没有经济补偿的单方给付行为,对于双方交易和混合交易应通过损失概念和损失计算加以认定,对于目的落空的案件先要确定是否存在损失,进而才考虑对损失的意识。目的失败理论违反合宪性解释的要求,尤其是违反了消融禁止原则和明确性原则;在财产损失的计算依据上考虑社会因素与经济损失概念不协调;被害人意识内容应仅限于经济上的损失,而具有决定性目的的确定标准模糊,客观目的论也无法解决其固有缺陷。应当放弃目的落空理论,财产损失的意识和目的失败不应影响诈骗罪财产损失的认定。我国司法实务中对捐赠诈骗不加区分地以诈骗罪处罚,存在刑事政策上的错误引导和司法解释的理解偏差,应当寻求其他的可罚性路径。

被害人目的落空与诈骗罪基于客观归责理论的教义学展开

被害人所追寻的目的因被欺骗而落空的特殊诈骗案件,典型表现为捐赠诈骗、乞讨诈骗等,实践中主要存在约定的使用目的落空和其他目的落空两种类型。被害人目的落空案件应否被纳入诈骗罪的可罚性范围内,教义学上存在较大分歧。学说主要对诈骗罪客观构造中的欺诈行为、财产处分、财产损失等要件进行规范化理解,但这导致了诈骗罪客观构造的复杂化和犯罪认定的模糊化。应当承认捐赠诈骗等案件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并进一步讨论损失结果的客观归责问题。捐赠诈骗的欺诈行为制造并实现了法上不被允许的风险;这种风险制造的行为,导致被害人出现的错误缺乏法益关联性,其同意有效;在利他情形下,被害人有意识的自我损害应由被害人自我答责,排除损失的客观可归责性,从而排除诈骗罪的可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