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有关问题

分析了我国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必要性和管理目标,以及存在的主要困难,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设想。我国捕捞限额制度应逐步地、循序渐进地实施,在实施初期可根据历史渔获量确定总可捕量,将总可捕量进行两级分配,并综合其他管理措施系统地进行管理。建议在实施捕捞限额制度前应进行准备:(1)严格执行现有的捕捞管理制度和措施;(2)建立渔获物上岸和交易管理系统及其信息网络系统,提高渔业监督监测能力;(3)组织开展比较系统全面的渔业调查;(4)制定并实施长远的管理行动计划。

我国捕捞限额制度的性质与路径选择

本文在考察ITQs制度形成的理论背景与介绍ITQs制度的理念与制度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路径选择问题。

关于制约捕捞限额制度实施若干因素的探讨

本文根据我国新《渔业法》有关实行捕捞限额制度的规定,探讨了实行该项制度管理的主要制约因素,并针对当前亟需开展的工作和未来实施该制度管理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关于实行捕捞限额制度的探讨

本文阐述了捕捞限额(TAC)的理论、发达国家的做法、我国《渔业法》关于捕捞限额管理的有关规定,探讨了实行捕捞限额管理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实行捕捞限额制度的具体建议。

捕捞限额制度可行性研究报告概要

启动捕捞限额制度,等于踏上了系统性制度变革的漫长征程,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问题的一条必由之路。选择这一路径等于选择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挑战,但推迟行动无异于等待"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这一制度变革工程能否成功,除其它因素外,取决于决策层政治意愿的高低、政策目标的设定和实施方案的选择是否合理以及配套措施能否及时到位。这是一项艰难的决定,它需要决心、智慧和意志,当前尤其需要有关各方统一认识。

论中国渔业捕捞限额制度

捕捞配额制度是指渔民从渔业行政管理机关取得捕捞配额,在配额范围内从事捕捞。我国捕捞限额制实现的法律前提是捕捞权可以流转,因此,政府应当建立相关权利流转平台,实行登记生效主义。在实际设定捕捞总量的时候,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根据不同的渔区,考虑多方面因素设定。在分配总额时,要区分商业渔业与生计渔业,切实考虑传统渔民的利益,同时,也要考虑配额的有效期限,防止垄断等一系列问题,确保我国捕捞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捕捞限额制度:国际经验借鉴及我国体制设计

针对我国近些年来因过度捕捞而造成的愈演愈烈的生态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渔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以国际先进渔业管理体制设计经验为依据,以个案研究法及经验总结法重点分析了冰岛、新西兰等国的TAC制度(ITQ制度)实行的体制设计与我国现阶段渔业管理体制设计,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体制进行设计,得出了初步的体制设计结果,以期对我国渔业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关于捕捞限额制度施行效果的理论预期

本文根据我国修订后的《渔业法》中有关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规定,探讨了捕捞限额制度的性质,并借用经合发组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分别从生物、经济、社会和渔政四个方面分析施行捕捞限额制度后对我国渔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捕捞限额本质上属于一项基于权利的产出管理制度。理论预期表明,此项制度虽然并非十全十美,其实施却有可能实现现行管理措施无法达成的诸多正面效果,特别是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竞争性捕捞的诱因,能够有效地遏制过度投资和过度捕捞的激励,从而有助于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捕捞限额制度下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问题,渔业捕捞限额制度的实施迫在眉睫;该制度的本质是对人和船进行管理,各主体不同策略的选择对其实施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文章从捕捞限额制度实施的监管层面出发,构建三方静态博弈模型,研究渔业生产者、渔业监管者和其他渔业生产者的博弈规律;提出应尽快构建监管体系并在实施初期放宽对政府疏于监管的惩罚,建立高额举报奖励机制,设立合理罚款额度等建议,以期为我国渔业捕捞限额制度的推进和现代渔业综合试验改革提供参考。

我国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浙北渔场梭子蟹捕捞限额试点为例

近几十年来,海洋渔业资源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及栖息地遭破坏等原因而陷入日益枯竭的境地。农业部于2017初,首次将捕捞限额提上了日程。选择浙江和山东两省作为首批试点省份,对限额捕捞制度展开实践性的探索。本文以2017年9月浙北渔场开展梭子蟹捕捞限额管理为例,就目前我国海洋渔业在实施捕捞限额制度中所面临的问题展开探讨,并分别从技术层面、落实层面、制度和管理层面、政策保障层面及教育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供渔业主管等相关部门决策时参考。

渔业生产者参与实施捕捞限额制度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上海市、浙江省和山东省113户渔业生产者的问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渔业生产者参与实施捕捞限额制度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受教育水平、渔船总功率、年均捕捞量、捕捞收入与家庭总收入比例、举报奖励额与超额价值比例以及年监管次数均对渔业生产者参与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应加大渔业培训力度,切实控制渔船功率,暂不设立举报机制以及结合目前的投入控制制度推行循序渐进、逐步严格的监管机制等建议,以提高渔业生产者参与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意愿,为制定有效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提供参考依据,推进渔业现代化改革。

渔业生产者参与实施捕捞限额制度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渔业是农业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渔业资源匮竭,使渔业生产者的鱼类捕捞数量受到限制,导致渔业生产滞缓。为了解决这一现象,国家和政府部门颁布实施捕捞限额制度,但其施行效果不佳。因此,捕捞限额制度需要渔业生产者的配合,生产者的参与能缓解资源匮乏问题并推动捕捞限额制度高效实施。本文结合渔业生产者参与实施限额制度的重要性,分析渔业生产者参与实施该制度的现状及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探索加大生产者参与力度的可行措施。

南海北部兔头鲀属资源利用状况及限额捕捞量研究

根据2008-2022年渔港渔业生产抽样调查数据,开展了南海北部兔头鲀属(Lagocephalus)资源的评估,统计发现南海北部的兔头鲀属被拖网、刺网、围网、杂渔具等捕捞,捕捞量分别占其总渔获量46.90%、39.69%、5.19%和8.22%。采用剩余产量模型对18个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数据进行了分析。平衡Schaefer模型计算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为46,228.04吨,平衡Fox模型计算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为39,109.44吨,非平衡产量模型计算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为36,788.57吨。刺网151-200千瓦和刺网50千瓦以下这两个作业方式与功率段在2022年被判定为捕捞努力量水平投入过度,并且当前资源存量低于初始资源量的20%的警戒线,故应限产,以利于资源的恢复增长。考虑到既要维护渔业生产稳定,又要恢复种群,建议未来五年每年的总可捕捞量设定为1.5万吨。积极管控约束刺网50千瓦以下在南海北部的幼鱼繁育保护区内的生产活动,促进对补充群体的保护;加强兔头鲀属渔业生物学基础研究,开发人工增殖技术。

黄海鳀鱼限额捕捞的研究

根据 10多年在黄海中南部鱼 (Engraulisjaponicus)越冬场进行的声学 /拖网调查生物量评估结果 ,利用调谐有效种群分析方法 (VPA)对黄海鱼资源种群动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 :提出了鱼限额捕捞工作内容和程序框架。并根据 2 0 0 1年鱼生物量情况推荐 ,F0 .1为 0 .7时 ,鱼总允许可捕量 (TAC)不超过 10万t。

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法制的症结及对策

海洋渔业限额捕捞是克服海洋渔业资源"公地悲剧"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我国已经初步建立海洋渔业捕捞限额的法制框架,逐步施行捕捞限额将成为海洋渔业管理政策的重点。但是,现有规定过于简陋,较为原则性的规范易于回避具体操作中的问题,以致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难以从纸面落实为行动。海洋渔业总可捕捞量的确定是限额捕捞的前提,需明确相关海域、鱼种及建立较为完善的渔获统计报告制度。海洋渔业捕捞限额创设的捕捞权属于特许物权,具有可转让性。因此应当对海洋渔业捕捞限额流转的主体和程序予以限定。我国应当健全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的监管机构,加强实时管理和后续监督,完善法律责任追究。

东海区带鱼限额捕捞的初步研究

根据历年带鱼资源的调查和监测资料,运用数理模式和以往带鱼研究成果,计算了东海区带鱼的资源量、可捕量、最大持续渔获量,分析了资源状况,确定了东海区带鱼的总许可渔获量,探讨了东海区实行带鱼限额捕捞的可行性。

关于我国专属经济区内实施限额捕捞制度存在问题的探讨

本文在分析我国海洋渔业基本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要实施总可捕量制度需具备的条件,并指出:TAC制度是我国渔业管理措施的必然选择。我国新《渔业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实施限额捕捞制度,从而使实施TAC制度在法律上有了依据。同时提出了作者的建议和设想。

我国近海捕捞渔船管理组织化与实施限额捕捞制度探析

总可捕量制度是渔业资源管理的产出控制措施,提高近海渔船管理组织化水平有助于推进我国实施限额捕捞制度。目前,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5省已开展限额捕捞试点工作,从国际渔业资源管理的实践来看,提高基层渔船管理组织化水平是承接和参与限额捕捞制度的基础。温州市通过创新“合作社+渔船”管理模式,构建了“捕捞+加工+运输”的海上生产链条,保证了单鱼种丁香鱼限额捕捞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笔者在实地调研和文献查阅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我国近海捕捞渔船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包括县级渔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有限、乡镇政府参与管理的代理权限不足、村委会参与管理的动力不足。为促进限额捕捞制度深入实施,本文提出推广应用基层渔船管理组织化的“福州模式”、做好限额捕捞试点工作与基层渔船管理组织创新的衔接、开展基层渔船管理组织化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研究等对策建议,旨在服务近海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