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州判官兼捕盗考述——从两方“州判官兼捕盗印”说起

官方文献记载的州判官兼领捕盗的制度并不完全符合相关制度的具体运作。州判官兼捕盗之职主要设于无属县之州。元代不少县直接改为州,此种背景下,州判官兼捕盗成为具有元朝特色的制度,其在维护地方治安方面的作用亦较为彰显。目前发现的两方元代"州判官兼捕盗印",进一步印证和补充了元代州判官兼捕盗制度。

儿童小说《爱弥儿捕盗记》(1934)译本赏析

文章梳理了民国时期德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状况,指出《爱弥儿捕盗记》与同期儿童观、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理念的关系,并从儿童本位、文化本土化和道德教育三个角度评析译本,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明隆庆、万历年间海疆治理——以福建水师出海捕盗为例

明隆庆、万历年间中国籍海盗林凤横行南海地区,水师在其败逃海外后,一路追踪至吕宋,诏谕当地番人清剿海盗势力。明代水师为维护海疆安全,除出哨洋面及海中各岛剿匪捕盗外,同出海作业的渔民、商民建立起报案—调查—出洋捕盗的海疆治理体系。明代百姓在海上活动时如遇到海贼骚扰抢劫,回到陆地后即向官府报案,官府根据案情及其所提供的情报出海巡捕,在海外则运用“谕夷剿贼”的手段打击海盗。

庚子俄乱后长顺与吉林捕盗队之建设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庚子俄乱后,吉林将军长顺为恢复在俄国入侵下损失殆尽的吉林军事力量,多次同俄占领军当局交涉,获准组建捕盗队;同时在俄国的压力下积极筹集军费与军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签署完成后,长顺利用相关条款,不仅完成了捕盗队兵员增募工作,而且招募本地民人、统一捕盗队编制并划定其驻地,使捕盗队走上了正规化建设之路。在大韩帝国不断制造边境事端的情况下,长顺在延吉编练吉强军,为后来应对韩军入侵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长顺对捕盗队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庚子俄乱期间遭到破坏的吉林军事体系得以恢复,吉林地方形势得以稳定、边防得到巩固,也为继任者在吉林地区编练新军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吉林地区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泡泡捕盗记

泡泡是个用泡泡糖做的小男孩。 他住在糖果城，是棉花糖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生活里总是有很多意外——阅读《埃米尔捕盗记》

一、眼镜哥哥陪你 ——边思边读 “真真，你读过《埃米尔捕盗记》这本书吗？”童童捧着一本书跑过来问真真。

元朝捕盗述论——从《儒吏考试程式》中的捕盗材料谈起

元政府重视捕盗,采取官、军、民联合捕盗的方式,捕盗机构和人员相对专业化。捕盗过程分为捕盗启动、捕获盗贼、初步审讯、申解人犯四个步骤,捕盗运作具有程序化特点。官府捕盗注重现场勘验和物证的收集;对盗贼监禁据其年龄、性别加以区别对待,老病、孕妇或罪行轻微者可采取取保措施,是元朝司法人性化的体现,但对蒙古人作盗监禁时散收,又表现出元朝司法的不平等性。元朝捕盗存在效率低、捕盗官渎职、捕盗官兵被差占等问题,影响了捕盗的效果。元政府对捕盗过程中出现的弊端,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腐朽,很多措施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从捕盗程序和运作角度对元代捕盗进行研究对研究元代司法具有较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盗捕偷猎问题及其完善

本文中围绕的主要问题是违法分子对野生动物的盗捕偷猎行为,集中介绍了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例如管理野生动物保护时各政府机构职权交叉,以及保护法条款内容滞后,不能切实保护合法权益等。文中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希望能通过这些建议使正面阻挡盗捕偷猎的力量的同时曲线缓解野生动物面临的生存压力。

从示辱到自新:清代收充警迹考论

清代“收充警迹”制度源自元、明两朝,出发点在于解决刺字刑碍人向善问题,核心措施包括纳入册籍与以盗捕盗。清初实践延续了明代警迹制度双轨制的做法,贼犯可以通过改过或者获盗的方式除籍、起字。伴随相关条例的纂修,至道光年间,清廷确立了改过同时获盗的单轨制方案,大大提高了盗贼“起除刺字”的门槛。但条例的确立未能杜绝实践中双轨制的适用,反映了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影响,也展现了地方刑罚执行的多元面向。收充警迹的缺陷与弊端,伴随刺字刑的衰落愈加严重,最终反而导致了“自新无路”的局面。伴随旧有刑罚的失灵,地方实用主义与治理导向进一步加剧了刑罚地方化与重刑化,但单纯对旧有刑罚的强化策略不过是饮鸩止渴,只有进行根本性变革,重构旧有刑罚模式,方能走出困局。

金朝与西夏盗窃法比较研究

金朝制定的法典虽然都已散佚,但根据《金史》等史料中零星的盗窃法法律条文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完整的西夏盗窃法法律条文的比较研究,能够认识到金朝与西夏对官私财物的保护、保护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对策和前后发展的变化。灭亡辽朝而与西夏、南宋成鼎立之势的金朝同样为少数民族所建立,对于汉族传统文化也不断汲取。在制定法律制度、创修法典方面,也是同样如此。'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此可施诸新国,非经世久远之规也。天会以来,渐从吏议,皇统颁制,兼用古律。

元代县尉述论

元代县尉分司办公、专职捕盗,与同僚共同负责地方治安。出于维护地方统治的特殊需要,元廷不断强化县尉的作用。荫叙、吏员出职、巡检迁转是县尉选任的三个重要途径。元代对县尉的奖惩更注重赏钞、罚俸以及施以杖刑。元代县尉被占役的现象明显减少,与首领官制度的完善密切相关。

明清“充警迹”制度考论

明清充警迹制度,本于元法,但别有新创。尤其是明代,充警迹之法,一体三面,且成有机整体:首先,将盗贼打入另册——"警迹册",以便于稽查、监控;其次,于盗贼家门首,立木牌书以"窃盗之家",以彰恶别慝;最后,以盗贼捕盗,以之为弭盗良法,并予以消极自新与积极自新之法。明朝在严良贱之分的礼俗整治运动下,"警迹册"制度以及彰恶别慝之典较为严格执行,为以盗捕盗及其自新之法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保障。清代保甲制度废弛,"警迹册"管理随之弱化,刺字之例不行,以及以盗捕盗之弊凸显,终致充警迹制度寝失原旨,且渐为虚文。

读元代运河治理史料札记

元史学者对于元代运河正面评价者多,运河研究和历史地理学的学者则对元代运河的评价褒贬不一。研究京杭大运河,学者总归要面对一个基本事实:京杭大运河是在元代凿通的。本文依据《元典章》所录元朝政府公文书,对权贵集团干扰运河运输秩序、三十处巡防捕盗衙门的设立和元代运河沿岸有组织的栽植树木等问题进行考证,旨在说明元朝政府不仅凿通南北大运河,还在维护运河设施和运输秩序等方面都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