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是偏好多目标制还是偏好单一目标制?——基于开放条件下非对称损失偏好函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非对称损失偏好函数探究了开放条件下央行货币政策在产出缺口、通胀缺口和汇率缺口上的损失偏好,实证结果表明央行的货币政策偏好多目标制。央行在产出和通胀上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损失偏好,这种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取向表明控制通胀和促增长是央行并重的目标;但在汇率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损失偏好,表明央行的汇率政策侧重于支持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存在非对称损失偏好

本文直接采用非对称损失函数检验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损失偏好的性质。采用两种产出缺口估计方法的计量结论,均不支持中央银行在产出缺口损失或通货膨胀缺口损失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损失偏好,对称性损失偏好函数的假定不能被拒绝。这表明中央很行倾向于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权衡抉择,表现出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取向,货币政策体现出多目标的特征。这可能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复杂性有关。

城市房屋征收补偿中极端争议的博弈研究:基于偏好集合均衡视角

从偏好集合均衡角度解释城市房屋征收补偿中的极端争议问题,构建极端争议的行为博弈模型,将博弈均衡结果归纳为"政府寻租型"和"钉子户困局型"两种极端争议,最后结合现实征收案例,得到不同极端争议情景中,主体行为偏好对关联主体互动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寻租型"极端争议是由地方政府弱互动公平偏好主导,并由被征收居民弱互动公平偏好和征收信息不对称共同促成;"钉子户困局型"极端争议是由被征收居民损失规避偏好主导,征收补偿分配结果由地方政府的损失规避偏好和信念判断决定。极端争议是主体差异性行为偏好的集合作用的收益极端化结果。应制定符合关联主体利益偏好的补偿方案,建立包容征收补偿主体多维偏好的征收政策。

论人民币汇率防御性管理策略

历史表明,在美元成为主导性国际货币背景下发生的汇率之争,美国是赢家。而当前的汇率之争也一定会增加新兴经济体维持现有国际分工的成本。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刚性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汇率采取的防御性汇率管理策略———央行在名义有效汇率上存在缓和的非对称损失偏好,符合中国经济增长和渐进改革的模式,体现了国际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不对称的实情。通过防御性汇率管理策略来降低维持现有国际分工格局的成本依然是未来数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中央银行的实时时变偏好行为研究

在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从时变视角揭示中央银行的偏好行为及其隐含的货币政策信息对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具有关键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的损失函数用以刻画中央银行的偏好行为,通过构建两阶段贝叶斯联合估计方法,研究中央银行的实时时变偏好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更加厌恶经济收缩和通货紧缩,并且这种偏好的非对称性还呈现出显著的时变性;中央银行对实时产出缺口表现出"惯性"偏好特征,但对通货膨胀没有"惯性"反应。进一步对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中央银行的时变非对称性偏好行为受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偏好替代效应的影响,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因此,中央银行偏好行为的实时时变分析对货币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同时考虑过度自信和损失厌恶的风险投资契约模型研究

研究风险企业家具有过度自信和损失厌恶偏好两种非理性行为对风险企业风险投资的影响,建立了将过度自信与损失厌恶偏好相结合的风险投资契约模型.研究表明,同时考虑过度自信与损失厌恶偏好时,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收益分享率、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最优报酬函数都随着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强而增加,随着损失厌恶偏好程度的增强而减少.当损失厌恶程度小于某临界值时,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在同时考虑过度自信和损失厌恶偏好时的期望报酬函数会高于完全理性状态时的期望报酬函数;反之,当损失厌恶程度大于某临界值时,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期望报酬函数会低于完全理性状态时的期望报酬函数.

零工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的供给行为

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一个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供给的行为经济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平台控制劳动的方式和心理机制;然后建立了一个赫克曼(Heckman)选择模型,利用Uber的大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1)在零工具有参考点偏好的前提下,数字平台通过高货币激励或高目标奖励使零工劳动者的参考点具有适应性,进而避免其过早地陷入"收入目标"行为;(2)数字平台利用零工劳动者的厌恶损失偏好,对其实施控制以延长工作时间;(3)网约车司机存在"收入目标"行为,且该行为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4)收入激励和"峰时"溢价对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目标"行为。可见,零工经济时代到来,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劳动控制变相延长了零工的劳动时间,加剧了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