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环境侵权损害填补责任的社会化问题

从环境侵权特点出发,指出传统侵权救济的缺陷,阐述损害填补责任社会化的必要性,从现代侵权法的发展趋势、利益衡平的需要及公众参与环境决策三个角度分析了损害填补责任社会化的理论根据,阐明了责任社会化的必然性。笔者主张在现有基础上,构建我国的环境损害填补社会化责任体系。

环境损害填补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环境损害填补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环境损害侵权赔偿制度、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损害公共补偿制度以及社会保险制度。按照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主体范围的不同，法律制度可以分为损害承担个别化制度和社会化制度两类。各项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最主要表现为个别化救济制度（以损害侵权赔偿制度为主）和社会化救济制度（包括损害责任保险制度、损害公共补偿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之间的排斥与融和。

环境损害填补的模式选择与制度适用

在解决环境所致损害时,应采用＂补充＂式,受害者可同时主张侵权赔偿、非侵权补偿或社会保险。三者之间,存在小范围的适用位序问题,随着适用条件的逐渐成熟,可以分步采用不同的位序安排。

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基金追偿权初探

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基金是近年来新兴的环境社会化救济方式,而我国对填补基金追偿权的规定过少且略显粗糙,通过对他国相关制度的比较研究,结合我国现有制度和理论基础,构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基金追偿规则,对贯彻“污染者负担”基本原则,保障基金资金良性循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惩罚性赔偿的损害填补功能——以美国侵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为启示的研究

惩罚性赔偿的损害填补功能关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证成,这是大多数美国学者不遗余力对其进行论证的主要原因。惩罚性赔偿高于受害人可见的实际损害部分,填补的是受害人私人可见损害背后的无形损害。该无形损害通常难以用金钱衡量,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通常以可见损害的倍数计算赔偿数额的原因。无形损害可以是受害人私人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精神损害,也可以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于侵权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场合,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激励受害人积极主张权利,并借助于受害人个人利益损失的赔偿填补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令被告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

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

侵权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和环境侵权自身的特殊性对传统环境民事责任理论提出了挑战。出于维护正义、稳定社会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以环境侵权损害填补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民事责任的社会化为各国民法和环境法所共同关注。本文分析了实现环境侵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前提的三个转变途径 ,即道义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转变、个人赔偿机制向社会赔偿机制的转变、单一侵权损害赔偿向综合性社会安全体制转变。主张在这三种方式协调合作的基础上 ,构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的综合协调机制 ,并对我国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制度体系的建立提出了建议。

反思松花江水污染事故行政罚款的法律尴尬——以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为视角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故的行政处罚已经封顶、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可能但尚未能被受理的情况下,探讨建立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度尤显必要。生态损害是危害行为直接指向生态环境本身的一种损害,它不同于以生态环境为媒介而最终表现为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精神损害的传统的环境侵权损害。可以以恢复费用法为评估基础,将生态损害具体类型化为防范性措施费用、清除措施费用、修复性措施费用、附带损失和象征性损害。应建立以民事诉讼法为基础、以环境公民诉讼为借鉴的生态损害填补诉讼制度,赋予中央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执法部门生态损害填补诉讼原告资格。

论侵权法填补损害功能的实现路径

填补损害功能是指侵权法具有的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失,使其回复到受侵害之前状态的能力。这一功能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为了使被害人的损害能获得实质、完整、迅速的填补而得以实现其应然价值。在侵权法的现实运行中,填补损害的功能通过损害赔偿、损失转移和损失分散等具体制度设计得以实现,其中损害赔偿是最为主要的实现路径。

生态损害的社会化救济研究

在风险越来越大的当代社会,生态损害无疑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加剧风险程度的不利因素。完整的生态损害不仅包括通过环境对某些权利主体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还包括生态环境本身遭受到的损害。对此,仅仅依靠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手段已经不能充分予以救济,必须借鉴国外的经验,综合采用环境责任保险、生态损害填补基金和财务保证等社会化救济方式进行有效赔偿和修复。

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趋势

对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趋势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环境侵权作为现代社会新型侵权行为主一，往往属于严重的社会性权益侵害对象。传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理论囿于过失责任、个人责任的窠臼，难以合理、有效地填补环境侵权所发生的损害。于是，现代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一般发展趋势为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其主要表现为无过失责任原则的兴起、损害填补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结合国外的情况对以上原则和制度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提出了些许建议。

我国生态损害社会化救济的实现方式探索

生态损害在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完整的生态损害不仅包括通过环境对某些权利主体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还包括生态环境本身遭受到的损害。生态损害依靠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手段已经不能充分予以救济,必须综合采用环境责任保险、生态损害填补基金和财务保证等社会化救济方式进行有效赔偿和修复。

浅议环境侵权损害的社会救济制度

我国现有的法律救济制度中,传统的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环境侵权自身的特点,使受害者损失仍弥补不足,社会救济制度正是作为环境损害填补的社会化保障制度之一应运而生。文章从该制度的含义和性质入手,分析了设立该制度的现实和理论原因,并从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损害赔偿中完全赔偿原则的实质及其必要性

完全赔偿原则的实质是为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提供基本的出发点。完全赔偿原则并不排斥对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制,肯定完全赔偿原则并不会使得赔偿范围无限扩大。在完全赔偿原则下,确定损害范围的弹性空间依然存在。完全赔偿原则背后隐含的是对损害的认识,其既是差额说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也是个案中对差额假说进行修正的理论依据。作为损害赔偿法填补目的与功能的重要表达,对完全赔偿原则的否定,将导致对损害赔偿填补功能的否定,使得损害赔偿法失去基本价值起点。

论环境侵权损害中致害人负担与基金救济的衔接

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基金在我国尚未建立,其具体构建方案也有待学界加以探讨,其中关键在于致害人负担与基金救济的衔接问题。文章在参考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基金应有的性质及目的入手,提出制度构建的相应对策,以期取得抛砖引玉之效。

董事责任险的本土适法困境及解决路径

我国以强化董事责任为基本理念,将董事职务行为的违法违章性作为董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董事责任险的排外范畴,从而导致董事责任险在我国的适法困境。相关解决方案应从董事责任条款的立法目的入手,对董事责任险进行适法性制度设计,确保董事责任的损害填补、违法阻却功能不因董事责任险而受到限制。

非充分条件之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责任研究——《民法典》第1172条的解释论考察

《民法典》第1172条适用按份责任的规范思路,削弱了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客观关联,不利于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的发挥。它不仅影响了我国数人侵权体系的严密性,还窒碍了条文理解适用与司法裁判统一。相较而言,适用连带责任具有多重维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以“关联共同性”为理论基础,能够充分救济受害人所受损害,顺应了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潮流,并且能够修正现行规定之不足。鉴于此,应当依托“客观关联共同说”对《民法典》第1172条予以解释完善。对于造成同一不可分损害的非充分条件之客观关联共同侵权,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原则。在内部关系中,已经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人,可以按照责任大小进行追偿。

论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之竞合

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非属同一法律制度,基于二者之请求权如何行使,立法对此尚付阙如,司法裁判观点也多有不一。民法与社会法的法理根基虽然迥异,于损害填补的机能上二者亦有其交错,因此在工伤职工权利行使的路径安排上须兼顾公平与效率,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民法与社会法的顺畅衔接。具言之,应尽快制定统一的《工伤保险法》,在必要时允许工伤保险待遇先行给付,再由工伤保险机构代位求偿,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工伤保险的补充功能,更全面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论环境损害赔偿与救济的特殊性

传统民事损害赔偿以填补损害为目标,以假定损害具有可弥补性为基本前提。环境损害具有不可弥补性或难以弥补性。将环境损害赔偿与救济局限于填补损害,难免出现救济效果上的"南辕北辙"。对于不可弥补性、难以弥补性损害,最佳的责任方案是防止损害的发生。因此,应当以预防目标为指导思想,创设环境损害赔偿与救济的预防性责任方式,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责任方式的改造是预防性责任方式的主要形式,生态修复是预防性责任方式的辅助形式。

保险利益原则:从绝对走向缓和,抑或最终消解?

保险利益原则虽有助于区分、限制赌博,防范道德风险,却也诱发了逆向道德风险,并有碍于保险制度风险移转功能的实现。在补偿保险中,由于法定保险利益并非区分赌博与保险的必要条件,加之损害填补原则可以替代实现道德风险的防范功能,故应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对于一般性给付保险,可以被保险人的同意替代保险利益原则,以体现和强化对人格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在道德风险后果极其严重的死亡给付保险中,可通过被保险人同意与保险利益原则的双重要件来限制道德风险,但保险利益主体应是受益人。

论建立我国的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

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形式,适用一般的民事赔偿会导致受害人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为弥补传统侵权行为法的不足,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本文分析了该制度的含义、性质,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运作情况,并对建立我国的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