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期待可以被期待:新《公司法》下的不公平损害救济

囿于公司治理实践中诸多机制的缺憾,加之传统股东权益保障体系的弊病,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种种期待在控股股东的损害下已成空中楼阁。我国2023年《公司法》引入不公平损害救济制度,择取了英国法上的精华部分,是解决这一沉疴旧疾的破局之道。但对于该制度的适用,仍需首先在制度体系上洞察其与《公司法》第89条前2款所规定的股权回购情形、《公司法》第21条以及与股东单项、复合性权益救济之间的关系。而为巩固中小股东权益救济的这一司法防线,其规制主体不应拘于控股股东,而应将实际控制人与一般股东也囊括在内,并在损害行为的定性上参考英国普通法对于“不公平”的标准,在损害后果上考虑受损利益的指向与损害的具体构成,最终在救济上以股权回购为主要措施,进一步考虑赋予法院要求控股股东进行股权回购的自由裁量权,以此实现引入不公平损害救济制度的真正目的。

预防接种疫苗损害救济中的国家责任

我国现行的预防接种损害救济制度存在私人责任与国家责任之间的错配,以及预防接种损害与违法职务行为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对受种者的损害救济,也不利于接种损害的有效预防,更进一步影响了预防接种工作的实施。鉴于预防接种所具有的行政属性,其损害填补责任超出了普通侵权责任在私主体间救济的极限。因此,应当建立以国家补偿责任理论为核心的新型损害救济制度。基于公益牺牲补偿理论,并以公法危险责任为骨干,构建完善的救济理论框架,以明确和规范预防接种损害救济的要件、范围及标准。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何以入民法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系属公益救济范畴,故其在民事私法中的规定引发了多方质疑。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入民法呈三层顺进之路。从现实角度看,由于公权手段在环境救济领域失灵以及环境法治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带有损害填补功能的生态损害救济条款只得规定于民法典之中。从可适配性角度出发,侵权责任法与生态损害救济的核心价值追求一致,侵权责任认定规则与生态损害责任认定可相匹配,责任承担方式也基本可满足生态救济需求,为环境公益救济入民法提供了可行进路。从法理学视角审视,厘清实在法意义上法律条文、规范性文件与学理层面法律规范、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明确体系冲击论为虚假命题,证成生态损害救济条款何以入民法。

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之主体制度

主体制度是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的核心。生态环境损害在客体上的利益二重性,使得建立在行政中心视角下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主体制度具有内在缺陷,既不能做到'应赔尽赔',也不能及时、全面修复受损生态环境。通过剥离和改造'行政的'诉讼、'行政的'过错、'行政的'资金管理和使用等不合理制度因素,重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权利主体制度、责任主体制度和赔偿金管理、使用主体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环境损害救济方式及保障制度

美国环境公益救济方式种类齐全,有详尽完善的配套制度。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损害实施不同的救济手段,具有相当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该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实践证明了这些救济方式与配套制度有利于保护环境。

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机制探析

应对大规模侵权事故,侵权诉讼机制、责任保险机制及赔偿基金机制在当前都难以发挥较大作用。在实践中形成的行政主导型损害救济机制能够以较小成本对大规模侵权所造成的损害进行非常及时、较为充分的救济,最为理想。但目前该机制还缺少科学参与机制、完善的赔偿规则和合理的追偿机制。在未来,应当引入听证程序以构建科学的参与机制,增加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和赔偿限额方面的规定以构建完善的赔偿规则,明确追偿权的行使条件、可追偿费用的通常范围及减免条件以构建合理的追偿机制。

国外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述评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药品在发挥诊断、治疗、预防疾病功能的同时必然会伴随不良反应的发生。对于不良反应的后果是否应当救济 ,或在多大范围内救济 ?就这一问题 ,考察了德国、日本、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的判例和立法例 ,尽管上述各国和地区在救济方式或立法模式上有所差异 ,但对于药品常见且可预期之外的不良反应以及疫苗中毒所致人身损害应当救济则是一致的 ,这也是我国在完善或制定相关法律时值得借鉴的。

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基金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目的:为构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损害(简称"药害")救济基金制度提供参考。方法: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药害救济制度,从基金设立的法律依据、主管机构性质、筹资来源、筹资比例和救济力度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并对我国药害救济基金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结果与结论: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药害救济基金均依法建立,但因行政管理制度、筹资来源、筹资比例和救济力度均有不同,在筹资模式各要素中呈现出某些共性(如均设立了相关法律、主管机构与其卫生部门的合作关系)与特异点(如基金主管机构性质,日本为独立行政法人、我国台湾地区为独立财团法人等)。我国建立药害救济基金制度时应加快推进相关立法,政府应合理安排基金管理机构,分阶段循序渐进建立药害救济基金,增强公众对药害救济基金的认知,建立以企业缴费为主的多元化筹资途径。

基因污染的现行侵权法规范之因应政策——以损害救济为中心的初步分析

基因污染在损害形态上属于生态损害与传统损害的典型复合,但就我国现行法律规范而言,只能就传统损害提供救济。基因污染在行为类型上可以归于环境侵权,将其定位于危险责任是基本的侵权法政策。污染者作为加害人应对受害人承担无过错的连带责任。在加害人内部,除非转基因作物实际种植者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基因公司应承担基因污染损害的最终责任。此外,还要建立一个个体、社会、国家责任互动的综合性损害救济体系。

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后的损害救济分摊机制研究

我国既要加大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力度,最大程度激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巨大潜力,又要预判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挑战及其风险。因此,需要根据人工智能产品的特点变革我国产品责任制度,以最大限度防范、降低和合理分配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尤其是需要完善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后的损害救济分摊机制。对此,我国必须贯彻"共享-分摊"的损害救济理念,确保在国家、社会、生产者、设计者和消费者之间合理分摊损害,以更好维持各方权益的整体平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最终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见义勇为的公法性及损害救济制度的构建

通过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的比较,得出见义勇为行为不属于民法中的无因管理,也不是纯粹的道德行为,应当属于公法的范畴的结论。围绕这一问题,从见义勇为的公法性与受益人不承担损害救济责任两个方面论证,提出我国的见义勇为损害救济制度的构建,即见义勇为者的损失首先由侵权人赔偿,在侵权人无力承担、不能完全承担,或者在没有侵权人情形下,由国家承担。

生态损害救济中环保组织的定位与功能——以几个典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切入点

从目前我国生态损害救济法律实践来看,环保组织主要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追究生态损害责任人的责任。在此过程中,环保组织常常混淆环境行政义务与环境民事责任,借助司法程序与审判机关一起替代环境监管部门进行环境执法。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顺序颠倒和环境司法权过度扩张。生态损害救济中,环保组织应当定位为"监管者的监督者",主要功能应当是监督环境监管部门履职和协助司法机关追责。环保组织回归原本的定位、发挥应有的功能,需要完善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明确环境执法与环境司法的界限。

见义勇为的损害救济问题探究

在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者在为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时,自身的损失却往往不能得到社会有效的救济和保障。而造成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国家立法的缺失,损害救济机制的不健全。要保障见义勇为损害得以救济,须在认清见义勇为的多层属性的基础上,将见义勇为的保护纳入法律范畴,进行统一立法、完善见义勇为损害救济机制。立法中应着重关注救济资金来源的明确与保障,规范、协调一致的各级见义勇为基金组织的建立以及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及其损害救济的程序等问题。

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的政府介入及其规制

大规模侵权一旦发生,会给众多的人造成损害,对这些损害的救济不仅事关被侵害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介入大规模侵权事件,为被侵害人的损害救济提供便利条件,对被侵害人实施救助,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探索建立政府介入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的机制,比如政府介入的条件、方式、管理体制、行为约束规则等,其目的在于为政府介入提供规则指引,规范政府的介入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充分救济大规模侵权受害人,实现权益保护和社会和谐的目的。

基于加权TOPSIS法的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模式选择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应用加权TOPSIS多目标决策法对目前讨论中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模式做出评价和选择,以期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建立提供参考建议。根据评价结果,基金-保险联动模式排名最高,保险模式次之,基金模式排最后,因此建议我国选择基金-保险联动模式来构建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

环境私益损害救济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环境私益损害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失。加大惩罚、震慑环境侵权主体的力度,能更加有效遏制和预防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更好地弥补环境受害当事人的损害,鼓励受害者积极维护权益;更加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本文主张环境私益损害救济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从环境私益损害救济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成立的主观要件、惩罚性赔偿的赔偿范围及赔偿额度限制等方面进行论述和设计。

归属不明的空间碎片造成损害救济制度研究

无法识别身份归属的空间碎片给地球表面以及人类的空间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但是,国际社会还没有可以适用或参照的国际法律制度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因此,需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来解决这一国际性的问题,在联合国外空委下设置空间碎片管理委员会,并结合空间碎片减缓准则采用市场份额制度的方法来确定责任归属,从而给予受害者以救济。

中国医疗过失责任法发展方向之预测——论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损害救济制度

发达国家医疗过失责任法社会化改革主要体现在美国《病人安全和质量改进法》和英国《国民保健服务矫正法》这两部社会立法上。这种社会化改革有其深刻的法理根据,并对我国落实新医改政策安排具有启发意义。为此,梳理并简要分析《医改意见》有关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问题的政策安排,进而与英美有关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的法治化做法进行对比,据此讨论中国医疗过失责任法的发展方向,设想建立一种与建设中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损害救济制度"。

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制度

尽管药品不良反应事件近年来频发,但因我国至今仍无专门的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立法,致使受害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较好保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由国外药品大量进口而引发的药品不良反应在所难免;依据冲突规范,由药品进口而引发的药品不良反应案件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但我国公民却将因我国缺乏完善的法律依据而难以获得赔偿。鉴此,构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已刻不容缓。

破产债权人损害救济二论

债权人的损害救济问题是破产法上债权人利益保护原则的重要内容。尽管无过错责任原则更有利于债权人损害救济的实现,但对破产管理人的民事责任仍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当债权人的一般利益受到损害时,法律应指定监督人作为债权人的代理人以启动诉讼程序和实施诉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