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标准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中的效力研究

我国环境标准在生态环境责任认定中的效力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而《民法典》在设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时使用“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实则是从立法层面肯定了环境标准作为国家规定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的法律效力,但对于其效力边界的判断,仍需要结合传统侵权法的理论和环境标准的设立逻辑进行分析。因此,按照污染类型和效力层级的角度对环境标准进行分类讨论,得出以下司法使用规则:强制性环境标准及推荐性标准及行业标准中的污染控制要求强制性生态环境标准或者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引用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的,应当被认定为“国家规定”;地方强制性标准作为执行标准时,也应被视为“国家规定”。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绿色规制限度研究——“公私划分”视野下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纳入民法典的异见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作出绿色规制应有限度.其审议稿设立“损害生态环境责任”专章(第一次审议稿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并将传统的环境侵权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中.环境侵权所指向的权利是人身权、财产权等私权,适用侵权责任编的调整规则,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指向的对象是公共利益,由环境法调整,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纳入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将导致公、私法体系的混乱.为保证民法典制定的科学性,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应当回归救济私益的价值取向,专章规范环境侵权责任,同时建议增设与环境保护法和其他规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法律相衔接的条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多重责任之比例审查探讨

随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5年在我国的试点实施,当事人因同一环境损害行为承担多重责任所引发的不同责任间的折抵问题日渐突出。为防止责任累积导致过度惩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与补救目的没有合理关联的民事责任视为刑事惩罚,从而受到双重危险条款的禁止,随后放弃了民事、刑事的性质区分,转为对多重责任进行比例审查。在我国,刑事、行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虽在性质、功能上有异,但因存在重复计算环境修复费用的风险,使累积起来的总和责任有可能过度。为此,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补充性,政府在后续索赔中只能就不足额的部分主张环境修复费用。同时,有必要在构建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环境责任制度的背景下,进一步理顺三种责任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执法领域中多重责任的比例性问题。

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的法制构建

目前,我国正在探索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尚不成熟,对此,应进一步健全完善该制度,具体完善路径如下:厘清责任主体、细化责任形式、区分追究时效、独立启动主体、量化追责标准,并完善配套保障制度。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违法性要件的确立

当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在追究义务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时首先要确定责任的构成要件,其中违法性要件的取舍是重要问题之一。我国现有制度规范和司法实践并未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是否包括违法性要件做出明确示意。由于利益基础不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不宜适用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一般规定。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违法要件的取舍应重新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从公平、效率和自由等价值考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应以违法性为要件,并以形式违法和行为违法作为判断标准。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一审稿”生态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途径辨析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一审稿"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统摄环境侵害救济,选择了环境公私益损害复合性立法路径,体现了民事环境侵权立法理念的重大突破,但在法律概念界定和具体责任构成要件设计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都过分强调公平与秩序,而对民事主体个人自由价值的保障不足。本文基于对环境公私益损害间差异性的辨析,建议将二者进行类型化界分,在厘清法律概念的前提下,对环境公益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且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不倒置、违法性要件不排除。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法律困境及突破——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切入

目前我国立法层面是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定位于民事法典之中,即由侵权责任走司法诉讼来追究相关行为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而该种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方式,对于受损生态环境的救济措施往往无法及时展开,并且由民事法典来调整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还会造成我国法律体系不必要的混乱。对于上述不足,可以通过转变救济路径来加以解决,即由目前的私法救济路径转而变为公法救济路径。公法路径的高效性、救济的及时性以及救济手段的多元性更有助于救济受损的生态环境公益。

《民法典》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限度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赋予私主体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请求权,是贯彻落实总则编绿色原则的应有之意,也是保障我国法律体系内部逻辑自洽的客观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三个难点:一是需要区分作为原因行为的环境污染行为与生态破坏行为;二是厘清环境侵害行为与传统侵权行为的关系;三是需要与物权编的相邻关系进行适当协调。由此,就《民法典》视域下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可以从明晰保护边界、结合主观过错确定责任的类型与大小,以及重构环境污染案件类型等方面进行限缩。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使用机制研究

现状检视:赔偿金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一)涉及赔偿金的法律规定,在《民法典》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公益诉讼解释》)对法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可以判决被告承担的费用作出了规定。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规范构造--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侵权责任编,与之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杂糅并改造了“赔偿损失”与“恢复原状”两种民事责任形式,实则是一种披着侵权法“外衣”的全新责任方式。根据这一定位,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不宜直接沿用既有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而是应当由双方公平负担举证责任,并以过错责任原则代替无过错责任原则。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最终落实还有赖于科学鉴定和司法决断,前者重在解决技术性问题,为确定赔偿费用提供理据;后者强调打破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于司法层面恰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适用之解释论——以《民法典》第1234条、1235条为中心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规定,落实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实现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私法协同共治。依据《民法典》,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是针对公益损害的新型责任,本质属于公法义务的私法操作,包含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责任两种方式。在责任构成要件上,需要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违反国家规定”进行合理解释,进而在因果关系证明中由双方公平分担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在责任承担方式上,应贯彻生态环境修复优先的原则,规范“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判断标准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的主体、方式、目标,而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责任主要适用于受损生态环境不具有修复可行性和侵权人承担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后不能覆盖的损失和费用。

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方式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走向单独立法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法治建设的需要,是生态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趋势。面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立法中建议采取以无过错归责为主、以状态归责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将损害事实或预判的损害事实和损害行为或管领力与损害事实或预判的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两大构成要件;将不可抗力与第三方过错作为两大免责事由;为了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立法目的,在责任承担方式上,要完全针对受损的生态环境本身来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包括阻止损害、清除污染、治理修复和生态赔偿四种,这四种责任承担方式能够最大限度、最有效地实现受损生态环境本身的状态回复,从而维护生态环境应有的公平正义。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的法理分析

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应当纳入法治化轨道。生态环境损害涉及到的是公法问题,却由政府作为代表生态环境的民事权利人通过私法途径请求损害赔偿,存在着理论困境。因此,需要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责任进行界定,探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的无过错归责原则,明确构成要件与免责事由,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法理支撑。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因果关系认定探析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民法典分则草案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法的调整范围是对绿色发展原则的积极回应。由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所决定,在实践中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我国的环境立法尚不能满足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需要,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认定的方法上存在局限性,要通过民法典立法实践,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建立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因果关系认定体系,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归责原则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公益,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学界有三种不同的意见: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以及二元归责原则。然而,过错责任原则会产生生态环境法律无法自恰的冲突,归责原则两分法又总会受到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质疑,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更好地发挥其预防与控制生态环境损害的功能和作用。无过错责任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产生,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十分容易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将损害结果由污染者承担较之于让社会承担更为适宜。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实践困境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加害人应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但在具体适用当中呈现"各行其是"的格局,即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认定混乱,赔偿资金流向多元,加重被告负担,忽视被告赔偿能力。主要原因在于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概念模糊,缺乏关于赔偿资金的统一规定,混淆赔偿依据以及金钱赔偿方式僵化。为解决实务困境,需重新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计算方法,建立省级生态环保基金,合理确定被告赔偿数额,增加劳动服务代偿方式,助益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适用困境及对策探析

《民法典》第1234条、1235条以法典的形式对我国的生态环境进行了专门立法保护,应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与传统环境侵权责任进行界分,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独立地位,而对学界易造成混淆的修复责任与恢复原状二者的区别应进一步辨析。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存在与传统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不协调、赔偿损失责任救济不周延、修复责任落实困难以及相应配套机制落后等问题,需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重新建构,进一步明晰赔偿损失责任的界限与形态并加强配套制度保障,以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应制度的合理构建与落实。

时序逻辑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制度冲突及解决方案

对同一生态损害的事实,现行立法和政策规定的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措施存在着制度冲突,应当具体地分析受损的环境要素类型,找到具体的冲突点,并分析其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以文本分析的方法入手,将环境损害的救济区分为行为制止、实际损害赔偿、生态修复以预防未来损害。再以实证分析方法,具体地阐释涉及土地与土壤、水、大气、生物资源领域的制度冲突表现,代表制度冲突的根源。通过这样发分析过程,会发现所有的冲突,源于“行为制止—结果确定—未来修复”的救济手段之间,实际上遵循着一种时间顺序的内在逻辑,但相关制度却将其视为平面化的事实,导致了规范内容与适用的事实之间产生了不适应。因此,立法应根据三者的价值目标差异,分别配置制止加害行为、赔偿既成损害、修复生态功能的最佳化救济手段。为此,应当统筹行政、司法、社会资源,打通围绕损害结果救济的全部公法性、私法性手段,利用执法手段及时制止加害行为,善用物权之诉体现对双方的公平保护,在政府诉权优先的既有模式下明确社会组织的行政公益诉权,形成救济体系内多元主体间互补、衔接、互促的协同治理格局。

体系化视角下民法典环境损害责任条款的规范定位

2020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在其侵权责任编中以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和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分别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及损失赔偿责任,此二条款在形式上终结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体法律依据不够明确的局面。但由于环境公共利益、环境损害修复与赔偿责任所具有的显著的特殊性,导致二者分别与《民法典》中的民事权益体系和民事责任体系产生龃龉,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条款因此与《民法典》体系存在紧张关系,为疏解二者间的龃龉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条款的规范意义,应对条款中的违法性要件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规定理解为在责任构成及责任执行方面对具体“国家规定”的全面引致。我国应在《民法典》生态环境责任条款的基础上,加快专门性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创制进程。正在编纂中的环境法典宜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进行具体的、专门性的规定,从而实现对《民法典》中的引致性、倡议性规定的补全。

非法采集河道砂石 被告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河道砂石是国家矿产资源,具有维持河道潜流、稳定河道形态、提供水生物繁殖栖息地等重要功能。然而,作为重要建筑材料,它也是许多人眼中的“香饽饽”。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分子而走险,进行非法采砂,牟取暴利,等待他们的不只有刑法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