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行为与损害赔偿责任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当事人没有诉权或者超出合法诉权范围,故意提起民事诉讼,意图实现侵害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民事权益非法目的的一般侵权行为,包括恶意诉讼、滥用诉权和虚假诉讼三种类型。恶意民事诉讼是一般侵权行为,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必作特别规定,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即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和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恶意民事诉讼责任纠纷”案由,可以直接适用第二级案由即“侵权责任纠纷”确定案由。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责任构成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并结合恶意民事诉讼的特点认定,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84条、第1182条和第1183条第1款等规定的方法确定。

日本核污水排海海洋生态损害责任的法理性审视及应对策略

日本核污水排海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海洋生态损害的广泛关注与担忧。该行为不但违反了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及其东京电力公司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日本核污水排海海洋生态损害责任的归责以及责任主体成为后续事态发展的研究重点。就归责原则而言,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海洋生态损害责任应当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就责任主体认定而言,虽然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应当共同承担核污水排海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但责任主体实质上归属于日本政府。鉴于核污水对海洋生态损害的长期性和不可逆性,应重视推广海洋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引入预防性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动建立国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等,以促进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转型、维护相关利益国正当海洋权益。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人身损害的承运人违约责任

既往我国司法实践较少涉及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人身损害的承运人违约责任。关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首先应当认定民事关系是否存在涉外因素;其次在冲突规范的适用方面,《海商法》第269条作为关于海商海事合同法律适用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一般规定适用,但对于具有消费者合同性质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而言,还应考虑《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特别规定;最后就《1974年雅典公约》的适用而言,需要同时考虑公约是否应当优先于《海商法》适用,以及是否符合公约本身的适用范围。关于承运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1974年雅典公约》及《海商法》第五章的规定是以一般过错责任为原则,过错推定为例外。承运人过错的认定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损害发生的可合理预见性,二是损害发生的可合理避免性,后者的实质是判断承运人避免损害发生的行为是否合理。

载人航天商业化的国际损害责任制度:困境与应对

载人航天商业化的发展需要平衡外层空间的公共性和商业载人航天的私营性,国际损害责任制度对管控商业载人航天的成本和风险至关重要。国际外空法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了一般性、原则性规定,部分航天国家在国内法中对商业载人航天的损害责任予以明确。基于外空领域的现有责任规则,构建国际损害责任制度面临着责任主体和索赔主体不明、过失作为例外要件存在不合理、国际保险标准难统一、责任分配制度待完善的困境。对此,可考虑通过关联性确认责任主体和索赔主体、对损害统一适用绝对责任、引入强制责任保险、形成双重责任制度,为国家载人航天商业化发展提供制度构建思路;同时,促进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领域的进一步实现。

医疗损害责任赔偿金额影响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构建——基于5928例案例的实证分析

目的分析医疗损害责任案例中相关因素对医疗损害赔偿金额的影响,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方法以5928例医疗损害责任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构建回归模型。结果地区、损害程度、责任程度、医院等级、鉴定方式、科室这6个因素为医疗损害责任赔偿金额的影响因素,将6个有效因素纳入线性回归模型,构建医疗损害中的损害赔偿模型。结论医院等级、责任程度、损害程度、鉴定方式、科室对医疗损害责任案例赔偿金额有正向影响,地区,科室对医疗损害责任案例赔偿金额有负向影响;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均可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预估赔偿金额,为医患双方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医疗纠纷提供赔偿金额的数额参考。

医疗损害责任案例赔偿情况分析——基于2182例案例的实证分析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医疗损害责任案例的赔偿情况,促进医患和谐。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利用Excel和SPSS 21.0软件对2021年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可查的2182例医疗损害责任案例进行了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地区、损害程度、责任程度、医院等级、鉴定方式以及科室这六个因素均对医疗损害责任案例的赔偿金额产生影响。结论为促进医患和谐,我们应构建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标准,建立一元化鉴定机构,完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410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损害案件的医疗责任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涉及医疗损害的案件中影响医疗责任判定的因素,为减少此类手术发生医疗损害提供参考及建议。[方法]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为关键词,“医疗损害”为案件名称,“判决书”为文书类型进行检索。以医法汇发布的医方败诉原因作为影响因素的分类依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410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涉及医疗损害的判决案件,梳理出10类影响因素。其中,术前评估不全、违反诊疗规范、未尽注意义务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违反诊疗规范(OR=3.374)、未尽注意义务(OR=2.781)是增大医疗损害责任的危险因素,术前评估不全是保护因素(OR=0.280)。[结论]术前评估不全、违反诊疗规范、未尽注意义务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损害责任的影响因素,若损害案件中存在违反诊疗规范和未尽注意义务可致较高的损害责任。医务人员在实施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时,可通过严格遵守诊疗规范、认真履行注意义务、术前开展全面评估来减轻损害责任。

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自身遭受损害的责任承担

法答网问题: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中自身遭受损害,应如何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和责任范围?如何协调工伤保险和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一、工作人员的劳动关系与民事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91条第1款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并未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自身遭受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判断“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的法律关系。

相约或默许靠近情形下运动船与静止船碰撞责任认定--台州市鼎盛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诉安庆顺安海运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提要〗事先“相约”或“默许”船舶靠近,当其在驶近或驶离的过程中与本船发生碰撞,该碰撞格局分析和责任认定应有别于通常情况下运动船与静止船之间的碰撞。在此情形下,应当将静止船对安全风险充分预期、两船为避碰防撞所作努力等因素予以考虑,按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修订建议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为我国履行《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提供了国内法依据,也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提供了保障,但《办法》存在编写体例混乱、规定不够具体、与公约规定不一致等问题。通过梳理现行《办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修改建议,以供参考。

骨科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成因分析及对策

骨科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是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环节,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对策,才能更好地保障患者的权益,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成因分析主要包括人为因素、患者因素、环境因素和法律因素。人为因素包括医务人员技能不足、操作不当、工作疲劳和医疗器械故障等;患者因素包括患者个体差异、其他疾病存在等;环境因素包括医疗环境不良、医院管理不善等;法律因素包括医疗纠纷处理方式不当、相关法律法规存在漏洞等。针对这些成因,对策主要包括健全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操作水平、加强医院管理、加强对医疗器械的检测和维护、加强患者自我保护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只有从多个方面入手,才能真正提高骨科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保障患者的权益。

预防性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纠纷中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

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利益,在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前或者为了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应以预防性责任为主,提高侵权行为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注意义务,与事后赔偿性责任相比,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为有效。本文以预防性责任为视角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进行论述:第一,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界定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第二,明晰预防性责任的内涵概括、生态环境损害适用预防性责任的特殊性,总结预防性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纠纷中的适用困境;第三,提出对应的完善建议,以期预防性责任能够更好地适用于生态损害赔偿领域。

内河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中心支公司诉王华军等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提要]虽然内河船舶之间的碰撞归责不适用海商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而应适用民法典有关侵权责任的规定,但在碰撞责任比例及损失金额认定上可参照适用避碰规则等技术性规范、海商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案情]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

民用核活动跨界环境损害责任与赔偿国际法律制度研究

本论文系统研究了民用核活动跨界环境损害的责任与赔偿国际法律制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首先,对民用核活动及其造成跨界环境损害作出解释与界定;其次,重点阐述核活动跨界环境损害的责任与赔偿问题的理论基础,并简要梳理现存的国际立法体系;接着,梳理现行法律制度,并指出存在着法律制度缺失、赔偿范围争议、救济途径障碍以及执行监管缺位等方面的不足;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尝试性地提出了建议,包括完善相关国际条约、发挥国家责任的作用、优化司法救济途径并加强国际合作等等,旨在更全面有效地解决民用核活动跨界环境损害责任与赔偿问题,从而实现核能开发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医疗损害责任裁判的实践样态及优化路径——以37份医疗损害责任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医疗损害责任裁判文书,对保障患者合法权益、提升医疗质量、回应社会对健康公平的期待具有重大意义。笔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2023年的37份医疗损害责任裁判文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其在增强判决文书的说服力方面产生了较好效果,但也存在融合程度不够、援引较为被动等缺陷。因此,我们应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医疗损害责任裁判文书中的融入,增强其有机性和合理性,让司法裁判更好地贯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优质的社会公正防线。

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建构

生物安全损害具有高风险性、潜伏性、非对称性、利益复杂性等不同于传统损害的特点,愈发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是风险社会背景下为回应生物安全损害的特殊性而出现的新型侵权责任类型,是生物安全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其规范基础较为薄弱,需要基于生物安全法治的现实需要不断完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之平衡、技术发展与风险规制之协调,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提供了法理层面的正当性基础。《民法典》中关于产品责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以及高度危险责任等侵权责任的规范依据可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建构提供参考,国际法规范与实践、典型国家的立法及其实践亦可供借鉴。为此,应遵循责任分担原则确保赔偿责任在法律主体间的合理分担,以风险预防和合理分配为依循确立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基于生物安全损害的特殊性明确责任的构成要件,并通过责任限制协调价值张力与冲突,进而实现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优化。

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适用与理论反思

虽然我国立法中未对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作出专门规定,但是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适用。司法实践先行对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对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的功能与目的缺乏准确定位;二是未能妥善处理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的关系。对此,需要明确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的独立性,将其功能与目的定位于填补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经济利益损失,以便厘清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金的标准与用途。同时考虑到自然资源资产损害亦能够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没收违法所得等其他法律责任而得到直接或间接地填补,从而协调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之间的关系,合理认定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空间。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理解与适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最后一章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之规定,由《民法通则》之第126条进至《侵权责任法》第85条至第91条,再到《民法典》第1252条至第1258条7个条文,已自成体系,颇具中国特色。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这些条文,尚有较多争议,为进一步完善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之解释论,澄明相关条文之文义,解释其法律适用之构成要件及其法理,殊有必要。

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立法研究

生态环境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格权。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需要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法律体系。要通过法律规范保障和促进环境法治制度的变迁与演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为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的立法和修法提供根本遵循与规范指引。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体系,需要对生态环境侵权责任范围予以界定,对生态环境损害中私益与责任予以界分,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政府责任,构建生态刑法的保护法益体系。在生态环境侵权立法的目标与进路方面,要补齐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短板,确立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目标,探寻生态环境标准立法的进路,做好环境资源立法的利益协调。在生态环境侵权的民行刑司法保护方面,要明晰生态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规范生态环境侵权的行政执法,促使生态环境侵权的行刑衔接,强化生态环境侵权的司法保护。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社会资本参与“责任主体缺失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然而,社会资本无法完全替代环境行政机关的独特作用,厘清二者的功能边界并规范其交互行为尤为必要。既有研究多基于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协作与制衡的宏观视角,无法有效应对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中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受阻、利益协调机制缺位、参与程序失范与回报路径规范程度不足等实践困境。对此,兼顾现代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共性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个性,从畅通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构建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参与程序与优化回报路径等四重维度探求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