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夺褒贬”与“据事直书”——中国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及其演变趋势

评价历史和叙述历史是历史学中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史家治史应当两者并重,不应在价值观念上心存轩轾,或者区分畛域。但因不同时期史家治史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致发展成“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这两种理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趋势,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事类义,援古证今——谈比喻及其它论证方法

人们说话、写文章通过讲故事、打比方、引用成语、典故来证明观点的方法 ,能够独立完成明理服人的使命 ,它据事类义 ,深入浅出 ,援古证今 ,与逻辑推理密切结合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据事直书 多有新意——读《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

几年前 ,我曾在师专历史系任职 ,和戴开柱同志曾有过几次会议上的接触 ,深感其是一位善于思考、勤于学习、年青有为的史学新秀。近年来 ,我们未能见面 ,音讯亦无。日前 ,他托人带来了他的新著《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 ,我非常高兴。吕振羽 (190 0 - 1980 ) ,湖南邵阳人 ,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长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 ,他的《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民族简史》及其他学术著作 ,在中国以至世界史学界 ,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 ,吕振羽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革命战争年代 ,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

“据事直书”——档案工作者的灵魂

档案是对当今重大事件的如实记载。目的是让后人了解事实真相,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果档案工作者不敢如实记载当今重大事件的真实真相,就会差之毫厘,缪之千里,后人也就无所凭籍,档案便失去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作用,后果是极其可怕的。本文通过总结历史,谈古论今,从档案管理的真实性着手,探讨了各级档案工作者一定要继承发扬我国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维护档案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不畏权势,据事直书。

说《事类》——读《文心雕龙》手札

读《文心·事类》篇,写了几条笔记,题作“说《事类》”,意在辩白几个问题. 一、刘勰笔下的“事类”“事义”,不是等同的概念在六朝文士的笔下出现了骈文,而当时却没有“骈文”这个名称;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事业单位的改革也迫在眉睫,而如何解决好事业单位人事问题又是其问题的焦点,也是一个难点。目前从国内贸易部举办的事业单位改革研讨会上,国内贸易部人事司的徐明进同志介绍了我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改革的几个主要方面。 他说:“为政在人”。人事管理是行政管理的核心,也是行政管理的基础,只有实现了人才管理的科学化,才能为整个行政管理科学化奠定基础。

诗评家可偏爱,不可偏废

诗评家多有所偏爱,但在从事评论活动时不能偏废。在中国,“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历来是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也是评价史书价值高低文野的主要标准。晋代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尽而不污,直书其事。”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书其应书,这也是优秀诗评的品质。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司马迁之述汉非”——试论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

中国史学素有直笔的传统。历代关于直笔的议论,不出“据事直书”四个字,常常标举董狐、南史以为风范,辄云“直归南董,辞宗丘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其实,董狐等人未必做到“据事直书”,而司马迁也不尽于“据事直书”。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这个差异,反映了我国古代的人们对于“史”的观念和历史认识能力的重大变化,是史学长足进步的结果。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古代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新闻时评不妨多点“杂”味儿

杂文被称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相较一事一议的新闻时评,杂文往往更加"长寿"。当下,新闻时评在蓬勃发展之时,光追求时效性,拿起就说、就事论事不行,还得眼界开阔、据事论理,生动流畅、富亲和力,而这样的要求恰恰与杂文一脉相通。本文通过分析杂文案例,探究"杂"味儿背后的生动魅力和思想内涵,阐述了新闻时评应学习杂文的说理方式和鲜活文风,"大中取小"、"小中见大",条分缕析,精辟入里,把文章写深、写精、写活,让新闻时评更接地气,更有说服力。

理直·情真·言宜——读《与陈伯之书》

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或则寄身首于锋刃，或则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这份阵前“宣传品”得失成败之所系。作为“招降书”，平庸手笔出之，很可能立足于“威逼”，然而，除非陷对手于绝境，单靠逼降很难奏其效；也容易着眼于“利诱”，须知，高官厚禄即令能暂时牢笼其身，但未必能永远诚服其心。丘迟这封信妙在致力于“规劝”，他既没有通牒式的虚声恫吓，也没有诓骗性的曲意逢迎，而是以诚恳态度“聊布往怀”，凛凛正义，拳拳真情，宣之于娓娓言辞，无异于提一旅仁义之师攻其心，终于使陈伯之翻然悔悟，“于寿阳拥兵八千降归”，避免了一场血沃大地、枕骸遍野的大厮杀。

《明通鉴·考异》的学术价值

《明通鉴·考异》为清人夏燮所著，取材广博，内容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１．考辨有疑义的史实；２．补充遗漏的史料；３．摘录各家之言，分析某些史籍记载之差异；４．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革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其历史记载之悠久,史学著述之丰富,史书体例之严密,史官建制之健全,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从未中断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独特的学科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指导过古代学人的史学著述,而且影响着今天史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

略论《史记》对地方志的影响

中国的高尔基——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说明《史记》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对后世文人撰写国史有很大影响,而且对后世文人编纂地方志亦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

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沿袭着秉笔直书的传统,历代史家更是把秉笔直书作为撰写历史所追求的目标。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又是伴随着历史学一起发展的,它经历了"书法不隐"、"据事直书"、实录、直笔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一历程中附加了史家的主体思想,承载了史家的主体意识。

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一般说来,对通过科学程序所得出的一定结论具有两种判断。一种是自然的,根据事实是否正确采判断结论,称为“经验判断”。另一种判断是一定的结论向我们表达了某种含意,一般称之为“价值判断”。在哲学上,一般把“经验判断”称为“规范判断”,把“价值判断”称为“反思判断”。“反思判断”的结构,在我们现代政治学的观念中就是“后行为主义”的方法。但是,在“后行为主义”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所有的事物都必须以价值问题为中心而展开。而价值对象又是“规范判断”的趋向,即价值的功能分析。由此,也可以看出“后行为主义”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