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夺褒贬”与“据事直书”——中国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及其演变趋势

评价历史和叙述历史是历史学中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史家治史应当两者并重,不应在价值观念上心存轩轾,或者区分畛域。但因不同时期史家治史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致发展成“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这两种理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趋势,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事直书 多有新意——读《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

几年前 ,我曾在师专历史系任职 ,和戴开柱同志曾有过几次会议上的接触 ,深感其是一位善于思考、勤于学习、年青有为的史学新秀。近年来 ,我们未能见面 ,音讯亦无。日前 ,他托人带来了他的新著《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 ,我非常高兴。吕振羽 (190 0 - 1980 ) ,湖南邵阳人 ,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长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 ,他的《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民族简史》及其他学术著作 ,在中国以至世界史学界 ,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 ,吕振羽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革命战争年代 ,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

“据事直书”——档案工作者的灵魂

档案是对当今重大事件的如实记载。目的是让后人了解事实真相,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果档案工作者不敢如实记载当今重大事件的真实真相,就会差之毫厘,缪之千里,后人也就无所凭籍,档案便失去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作用,后果是极其可怕的。本文通过总结历史,谈古论今,从档案管理的真实性着手,探讨了各级档案工作者一定要继承发扬我国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维护档案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不畏权势,据事直书。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

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沿袭着秉笔直书的传统,历代史家更是把秉笔直书作为撰写历史所追求的目标。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又是伴随着历史学一起发展的,它经历了"书法不隐"、"据事直书"、实录、直笔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一历程中附加了史家的主体思想,承载了史家的主体意识。

诗评家可偏爱,不可偏废

诗评家多有所偏爱,但在从事评论活动时不能偏废。在中国,“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历来是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也是评价史书价值高低文野的主要标准。晋代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尽而不污,直书其事。”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书其应书,这也是优秀诗评的品质。

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司马迁之述汉非”——试论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

中国史学素有直笔的传统。历代关于直笔的议论,不出“据事直书”四个字,常常标举董狐、南史以为风范,辄云“直归南董,辞宗丘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其实,董狐等人未必做到“据事直书”,而司马迁也不尽于“据事直书”。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这个差异,反映了我国古代的人们对于“史”的观念和历史认识能力的重大变化,是史学长足进步的结果。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古代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明通鉴·考异》的学术价值

《明通鉴·考异》为清人夏燮所著，取材广博，内容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１．考辨有疑义的史实；２．补充遗漏的史料；３．摘录各家之言，分析某些史籍记载之差异；４．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革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其历史记载之悠久,史学著述之丰富,史书体例之严密,史官建制之健全,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从未中断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独特的学科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指导过古代学人的史学著述,而且影响着今天史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

略论《史记》对地方志的影响

中国的高尔基——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说明《史记》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对后世文人撰写国史有很大影响,而且对后世文人编纂地方志亦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周中孚的“严净”说及其它读《郑堂读书志》札记二则

周中孚的“严净”说及其它读《郑堂读书志》札记二则徐彬《郑堂读书志》是清代学者周中孚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在史部目录解题中他关于《隋书》＂文笔严净＂、《北史》＂家传＂和《明史》＂附书＂的论述，对今天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某些方面依然有所启迪。一、关于史书的...

“书法”辨析——略谈史家著史之法

我认为,世言史家之书法,其义过于狭隘,对其研究,亦往往流于形式主义,道路越走越窄。本文拟就书法之涵义略述浅见,以求专家指教。 世言史家之书法,盖从《春秋》书法来。在中国史学史上,学者似乎皆由《春秋》之书法而论及他史之书法,历代相因,绵绵不绝,使之成为一个不可改易的老传统,不可不涉及的大问题,似乎成为中国之史家的“独一无二之天职”,“独一无二之能事”。何谓书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所著《新史学》中,曾专门论过书法,他说:

《史记》与地方志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纪传体中“通古为书”的创始之作,但通常人们评论所及,多在《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方面。笔者在研习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史记》对地方志发展的影响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重视。本文仅就愚识所及,厘为三端,略作述议。 一、《史记》

章学诚的文德观——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文章学思想研究之四

在中国文章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文德”这个范畴的是东汉的王充。他说:“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论衡·书解》)又说;“繁文丽辞,无上书文德之操”。(《论衡·佚文》)王充这里所说的“文”是指文章形式,“德”是指道德内容。

《史通》在宋代为何遭冷遇?

唐中叶,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备极论述了唐代以前史学的长短得失,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史通》。《史通》一成书,刘知几的好友、史学家徐坚就大为赞赏,他。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唐玄宗李隆基读后也称赞《史通》为“佳著”'。可见《史通》在当时是很受人推崇的。然而《史通》在宋代却命运多舛,除了遭受许多严厉的谴责之辞,很少有人对它进行传习和研究,甚至《史通》在宋代(讠为)脱很甚,几乎失传。那么,《史通》在宋代何以会受到如此的冷遇,史籍皆语焉不详。本文想从宋代的史学风格入手来探讨《史通》在宋代的遭际,以弥补这个空白。

新闻评论风格

二、几种常见新闻评论的风格特色新闻评论的类型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当前新闻媒介常用的新闻评论类型主要有:社论(本台评论)、评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述评、署名评论六种。这六种新闻评论的风格大同小异。下面就谈谈各种新闻评论的小异——风格特色。

有感于“失职而生,不如死”

日前,翻阅《东周列国志》,读到这样一个故事:齐国国君庄公荒淫好色,多次调戏相国崔杼之妻并与之幽会鬼混。崔抒发现后恨之入骨,设计将庄公杀死,拥立年幼的景公继位。崔自封右相,掌握了朝庭大权。事后,崔杼命太史伯以疟疾书庄公之死。太史不从,乃书于简日:“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见之大怒,杀了太史。该太史有弟三人,名曰仲、叔、季。仲复书(?)前,杼又杀之;叔亦如之,杼复杀之;(?)书,杼执简而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汝。”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