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

世以董狐、南史并称，同为史家直笔的典范。但其实质，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却是完全不同的笔法．据实直书是以真实记事为先务，因事实而寓褒贬，善恶自见。而书法不隐是史家记事不隐其道义，为表达史家的善恶褒贬而不计史事本身的真实．违背了“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基本准则，实为任情褒贬之滥觞。后世误将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混为一谈：视董狐“书法不隐”亦为直书典范、良史笔法；这是误解了孔子所谓“古之良史，书法不隐”的评价。准确地说，值得赞赏的是董狐惩恶不避权贵的良史品质，而非董狐“书法不隐”的笔法。

周恩来与报告文学──读《旅欧通信》

周恩来与报告文学──读《旅欧通信》朱子南一留存在现代报告文学史上最初的旅行考察报告是周恩来《旅欧通信》中的部分作品。周恩来是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留载史册的。研究他一生的贡献，就不能不研究他早期生涯中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创作实践基础上形成...

试论李心传的史学

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1167-1144年),四川井研人。他的代表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以下简称《要录》),上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专记南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史事(1127-1162)。以其材料丰赡,考订精审,“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而与《长编》相媲美。不仅饮誉当世,受到史馆编修们的青睐,而且为后代治宋史者所必读。因而与李焘齐名,有“四川二李”之称。李心传著作宏富,可惜几经沧桑,大多亡佚。《要录》二百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乙两集各二十卷,《旧闻证误》四卷,经《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致恢复其本来面目存世。《道命录》五卷,淳祐十一年由新安朱申刻于九江郡。

浅谈《归潜志》的史料价值

《归潜志》是金末著名学者刘祁所著的一部有名的笔记体史料书籍,曾对元修《金史》产生过很大影响,对后人研究金元易代之际的历史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从三个方面,简介作者撰述经过,概述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并着重分析了此书对于研究金末社会历史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

略谈李心传史学著作的特点

李心传(公元1166年——1243年),字微之,号秀岩,四川井研人,是南宋著名的编年体史学家。 李心传一生从事史书的撰述,几达五十余年之久,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时期,受家学熏陶,开始萌发了编写史书的动机。他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自叙中说:“心传年十四、五,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副;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才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拟纂辑成书。可见少年时代的李心传已有志于编写建炎以来的史事了。

《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

《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谢贵安《明实录》是明代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因其卷帙巨大，所以研究者较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又多局限于对其史实进行考订。然而，《明实录》不仅仅是史料，而且是编年体史书，是经过明代史学家整理过滤了的史学著作，注入了史家的...

漫议现场报道

对于现场报道,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广义上认为所有的电视新闻都得记者亲临现场拍回画面再配以解说来合成。诚然,画面来自现场,解说词也是以新闻事实为基础而据实直书,进而达到声画合一的。声既包括人的声音也包括自然的音响。现场报道就必备现场音响,没有现场音响,就不成其为现场报道。

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

直书与曲笔是传统叙事史学的核心问题，两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君主制度既要以曲笔讳饰观念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又要在“长治久安”和“以史为鉴”观念的驱使下以直书思想约束自身及属臣行为。由此使直书在君主高压的现实环境里，仍获得合法的地位，成为正直史巨修史时高扬的旗帜，基本确保了古代史学的真实性。

通讯叙述的直接性讲座之一——开门见山 直扑主题

通讯的生命在于对时代的感应,在于不断传达新的时代信息,迅速、直接地反映生活,真实地记录历史的每一瞬间。通讯的表现手法,与它的这一新闻报道的特点紧密相连,所以,它与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体裁有很大的不同。新闻报道要求写得真,写得实,写得快,还要写得短,这就要求通讯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手法。据实直书——早年周恩来在采写《旅欧通信——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1921年12月18日—1922年1月9日天津《益世报》)时所提出的这一原则。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通讯写作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

历史就是历史——在中国现代音乐史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学的大国,不仅几千年官方的正史写作从未中断,而且私人的稗史、笔记更是汗牛充楝;中国的历史学家很早就提出“史才”、“史学”、“史识”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个“史德”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据实直书其事,不能做半点的虚饰。但是早几年,或者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或者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直接表现,有些人违背了史学家的道德准则,把历史任意地用自己的立场加以修饰,举一个侧子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