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诸帝春捺钵地略考

辽代国祚存续(907-1125)期间,辽代诸帝春捺钵游猎总频次为166次,占比达76%,表明辽帝春捺钵确实为辽朝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辽诸帝春捺钵行迹研究,辽诸帝春捺钵地大略可划分为辽初四楼地理区域、南京析津府以东之延芳淀地理区域、上京与东京交界地带之长春州地理区域与西京大同府以北之鸳鸯泺地理区域之四大地理区域。

辽代春捺钵地考

辽代的四季捺钵活动自中期形成固定制度以后,便在政治生活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春捺钵还成为辽金大变革的基因,因此春捺钵地域位于何处,一直为人们所睹目. 《辽史·本纪》中关于春捺钵地域的记载,大体有鸭子河、大鱼泺、长春州、鸭子河泺、混同江、鱼儿泺、达鲁河等.《辽史·营卫志》记载: '春捺钵:曰鸭子河泺.皇帝正月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

宋人著述中的辽代捺钵史料钩沉

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有关辽代捺钵的史料,包括捺钵释义及路线与地点、捺钵营地及其相关情况、捺钵活动、扈从人员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就其价值而言,这些史料可补正史之阙失,并与正史相印证,对研究辽代捺钵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治因素、情感态度和个人认知等诸多原因,这些史料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审慎辨别。

辽朝春捺钵文化元素在泰来大米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黑龙江泰来大米有“千年水稻,百年贡米”的美誉,但大米包装大多设计滞后。生态农业品牌“洮原地”大米的产地黑龙江泰来,曾经作为辽朝的春捺钵之地,因此可以在其包装设计上凸显地域特色文化。把辽朝春捺钵文化融入到“洮原地”大米包装设计中,从材质、图案、色彩、文字等方面,使用辽朝春捺钵文化元素进行创意设计,不仅能够塑造特色鲜明的地域品牌包装,提升产品价值,也能够提升大米包装设计文化内涵,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生活。

辽代捺钵考

辽代捺钵地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太祖、太宗时期,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中期,世宗至圣宗前期,除秋捺钵大体呈西移趋势之外,其他三季捺钵地皆南移,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基本呈南—北走向。后期,圣宗后期至辽末,春捺钵北移至松嫩合流处诸湖泊,夏捺钵与前期在同一地理范围,秋捺钵或与夏捺钵同地,或在平地松林及炭山,冬捺钵多在永州广平淀,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变为东北—西南走向。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应与过渡开发导致的契丹故地自然环境的恶化有关。

辽代捺钵三题

四时捺钵的随行人员包括皇族、官员及其家属、卫兵,分散驻扎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内,并不皆与皇帝驻扎一处。中期以后,捺钵地不仅出现宫殿,也存在官员私家建筑,非捺钵季节亦有一定人员留驻。但也出现了将随从捺钵的队伍留在捺钵地而皇帝轻装简从返回五京的现象。

析契丹语的“捺钵”

文章通过分析契丹语的捺钵与辽代狩猎活动的关系，认为捺钵最初的含义为“打猎，围猎”，后随着契丹族的发展壮大，捺钵的含义不断扩大，直至指制度化了的狩猎活动和辽君主围猎时的行营及狩猎季节里举行的与狩猎无关的一切活动。文中上实例揭示了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间存在着的词首对应关系，从而指出契丹语的“捺钵”ｎａｂｏ与蒙古语、满－通语族的ａｂａ，突厥语族的ａｖ具有对应关系。

契丹捺钵文化探论

契丹捺钵文化的产生 ,与其长期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形成的尚武精神密不可分。有辽一代 2 0 0余年 ,契丹皇帝施政中心不全在皇都 ,而常在“四时捺钵”驻跸地 ,这便形成了“捺钵”与皇都并存的两元政体制度 ;它对巩固契丹王朝的统治和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制度也影响了后世的金、元。

辽代捺钵制度研究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人的游猎生活。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 ,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一项政治制度 ,四时捺钵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世的金、元。

关于契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

四时捺钵制是契丹(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保留的一项特殊制度和文化习俗。四时即指一年中的春、夏、秋、冬。捺钵亦称纳巴、剌钵等,指辽朝皇帝贵族们所从事的与契丹民族游牧习俗相关的行在、营地迁徙和游牧、渔猎等活动,是在辽朝初期“因俗而治”的二元政治体制下的客观延续。阐释捺钵的本意、捺钵文化形成的原因、性质、具体内容以及契丹捺钵文化对女真、蒙古、满等各族的影响,可以加深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和理解,从而增进对契丹辽史制度文化的理性认识。

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神秘性、丰富性等特点,开发契丹春捺钵文化意义深远。吉林省至今没有一个专门展示契丹春捺钵文化的旅游景点,因此加强对契丹春捺钵文化的开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契丹春捺钵故地的界定、吉林省契丹春捺钵文化史实及主要物质遗存,以及科学合理打造有特色的契丹春捺钵旅游文化等方面的阐释,对于揭示吉林省契丹春捺钵文化的丰富内涵,开发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捺钵文化”:辽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追寻

契丹族不仅建立了威震东亚的辽朝政权,而且与其他北方民族一起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与农耕文明并驾齐驱的游牧文明。其中特色鲜明、引人注目的“捺钵文化”,则是契丹民族独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对捺钵文化的历史追寻和勾稽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内涵,而且将为丰富与补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做出重要贡献。

从辽圣宗前期捺钵看南京城的职能及地位

四时捺钵是辽朝皇帝刻意保持其游牧民族习俗的重要体现 ,反映了辽朝统治中心的游动性 ,原受中原王朝控制的南京地区也受到其影响。辽圣宗统治时期正是辽宋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阶段 ,澶渊之盟以前辽圣宗频繁到南京地区春捺钵 ,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辽帝大都未选此地捺钵 ,所以本文从解释为什么圣宗在那时选择南京春捺钵入手 ,进而阐述此时期南京城的重要职能和地位。通过分析原因有二 :一为自然环境优美 ,二为辽宋战争之缘故。南京因其特殊的地形成为辽朝的军事前哨 ,又因发达的农业经济而成为重要的物资战备基地 ,再者南京地理位置特殊而成为辽朝的政治枢纽。所以通过本文的分析阐述 ,反映了辽南京自身的发展及其对辽朝社会的影响。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避暑山庄文化与辽金捺钵习俗

避暑山庄文化的源头是辽代捺钵文化与金元时期的"春水"、"秋山"习俗。满族统治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又加以拓展,最终形成了融多民族文化于一体的、富有皇家特色的避暑山庄文化。避暑山庄文化是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

关于契丹捺钵文化的再认识

捺钵文化是与契丹早期随时迁徙的游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一种草原游牧文化。它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融合体,民族性、地域性、游牧性和变异性是其基本特征。契丹的四时捺钵制度是本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与建辽后出现的特殊政治、经济形势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制度与辽朝创行的南北面官制互为表里。契丹族的早期信仰以及丧葬习俗等民俗文化都与这一文化息息相连的,可以说没有北方草原就没有捺钵文化,没有捺钵文化就没有与其有关的契丹族民俗文化。

农牧政治文化交融视角下的辽代捺钵若干问题探讨

辽代捺钵营地是皇帝及其随行人员居住、处理政事、祭祀以及外交等的活动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不仅充分地体现了辽朝对中原政治模式的继承,也凸显了辽朝特殊的条件特色。通过对捺钵营地史料进行梳理,在基本明确其建置的同时,可进一步讨论辽朝是如何同周边政权进行交流往来的。从中可以看到农牧二元政治文化在边疆治理、王朝统治和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反映了作为高度杂糅中原政治和北方游牧传统的辽朝政治文化特征。

简述辽代的四时捺钵

捺钵即意为辽帝的行营,目前,学界对辽契丹王朝的"捺钵"已有较多研究。捺钵作为辽契丹王朝一个重要的行营文化,起源于季节性、游动性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生活方式被直接引入到契丹辽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当中,成为辽代治国安邦的基本制度。

古诗文中所体现的契丹春捺钵文化

契丹四时捺钵独具特色,尤其是契丹春捺钵。大量的古诗文中的春捺钵记载,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牧渔猎旧俗,独特的政治统治特色,以及尚武精神。本文主要从古代一些诗文中来探索契丹春捺钵文化,从而更好地了解契丹春捺钵文化。

谈契丹四时捺钵研究中图像资料的运用

在对契丹四时捺钵进行的研究中,往往文献史料运用较多,而图像资料则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图像资料本身就比较少,且比较零散。然而,图像资料相对于文献资料来说,具有更加直观的意义,如何正确的运用图像资料,成为契丹四时捺钵研究中的一个问题。首先要重视图像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解读、考证以及深入的发掘,以便加深对契丹四时捺钵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