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背景下医学研究生学位授予评价体系创新和探究

学位授予评价体系的创新和探究有助于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对推动“双一流”建设、人才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为实践,重点对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创新成果认定依据、过程管理监督保障机制及多元化评价方式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从而探索建立健全的“双一流”医学研究生学位授予评价体系,助力医学创新人才培养。

“双一流”建设下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探索与实践

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并不仅是狭义上的、单指学位授予环节或学位论文的质量,而应是广义上的、涵盖研究生教育从招生、培养、授予学位到就业发展的全过程质量。文章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剖析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而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三层次、四主体、五维度”学位授予质量体系,从生源质量、培养质量、指导质量、学位质量、发展质量5个方面提出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的可行性对策建议。

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术型研究生培养问题探索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坚力量.以湖南理工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揭示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课程体系单一、创新意识欠缺、导师管理低效、考核激励机制不完备、科研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并借鉴德国、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家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成功经验,从课程设置、导师指导、考核激励、培养环境等方面提出提升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建议.

学位授予中非学术标准的界分与适用——兼议《学位法》关于非学术标准的规定

随着学位制度的深入推进以及《学位法》的出台,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引发了新的理论问题与实务争议。从学位的社会价值、历史经验、道德期许、权利义务统一及国际惯例来看,学位授予考察除了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等学术标准外,还应当包含政治标准、品行标准等在内的诸多非学术标准。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在适用中应当注意适用对象、方式和范围等现实问题,为完善《学位法》、出台相关配套规定以及编纂教育法典提供建设性意见。

《学位法》不授予学位兜底条款的法理阐释与实践限度

我国《学位法》第37条第3项将“攻读期间存在依法不应当授予学位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设置为兜底条款,保持了立法的开放性,但易导致高校的涉学位规则任意程度过高,引发学生权利保护争议。法理上,“不授予学位”事由可分为学术与非学术两类,因我国学位管理体制采学历与学位并行模式,大量非学术事由处于该条款涵摄范围内,导致条款明确性不足。从“法益”视角分析不授予学位兜底条款的实践表征,明确性不足导致条款适用界限模糊,引发学生权利与学位授予权力失衡和过度维护公共利益的问题。未来制定的“学位法实施条例”及相关规范应重申法律保留原则,增强不授予学位兜底条款整体上的明确性;应增设正当程序条款,平衡学位权利与学位授予权力;应遵守比例原则,促进不授予学位行为背后的公私利益平衡。

学位授予程序中不同审查主体的职责定位及其展开

明确学位授予程序中不同审查主体的职责定位及其相互关系,是规范学位授予行为、保障申请人获得公正评价权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学位法》中学位授予程序条款及关联条文的规范分析,学位申请受理机构、评阅专家、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学位授予程序中的职责定位分别是受理机构负责学位申请的形式审查,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分阶负责学位论文的实质审查,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负责学术监督和学位评定。基于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理,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是合适的学位申请受理机构;评阅专家具有答辩资格建议权而非决定权;答辩委员会的性质是学位考试委员会,具有学位论文成绩评定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当行使学位授予权的大部分权能;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统领作用应体现在作为学位授予程序监督者和学位授予争议裁决者的地位上。不同审查主体由此形成以学位评定委员会为中心,分段参与、协作治理的“一核多元”关系格局。

高校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的理论澄清与规范展开——兼论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逻辑

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在各高校的文件中内容差异较大,司法领域未实现同案同判,《学位法草案》亦未对非学术标准展开详细列明。设定非学术标准满足社会对于学位的道德期许,符合我国国家学位制度的施行逻辑,也是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既有理论对非学术标准的正当性来源存在误读,因此未来学位法应通过构建“双重正当逻辑”,将非学术标准的正当性定位于立法授权,将学术标准的正当性定位于学术自治。在此基础上,应将政治标准严格地限定于不得违反《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章之规定,提升其可操作性;逐条归纳列举“违反法律”“非学术性学术不端”行为,删除“违反校纪”类标准,划定其合理范畴;应当前述两项标准界定道德标准的范畴,避免其泛化适用。高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应遵循法律保留尤其是正当程序原则,实现非学术标准实践的规范化。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现状及举措分析——以湖南省地方应用型院校为例

文章以湖南省地方应用型院校为例,首先阐述了湖南省硕士学位授予情况,然后分析了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现状,最后提出了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举措,包括与其他高校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和推选本校教师到其他高校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组建具有持续价值增长基的二级部门;通过柔性引进人才的方式,招揽高层次人才,构建学科梯度,培养学科团队;提炼学科方向,发展学校优势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学校特色。

都铎早期英格兰地权冲突与立法应对——以用益授予为中心的考察

诺曼征服后,英格兰进入封建社会,形成了以封土为纽带的封君封臣关系。封臣需要向封君履行封建义务且不能自由处分土地。到中世纪后期,封臣广泛借助用益授予进行规避,产生并激化了双方之间的地权冲突。都铎早期英格兰处于封建王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阶段,国王亨利八世在对外摆脱教会控制、对内加强国家控制之时,借助议会之手全面规范用益授予以控制土地流动,获取封建权益,树立国王权威。土地立法进程相当曲折,国王通过分化议员与输送利益的方式推动了《用益法》和《登记法》的颁布,很快又因为普遍不满和国内暴动进行了妥协。尽管土地立法效果未如国王所愿,但用益授予获得了合法地位,用益主体之间的信义关系亦得到承认。

论《学位法》中学位授予具体标准的制定

《学位法》对学位授予单位制定学位授予具体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定模式上,学位授予具体标准的制定宜采用一般标准与个别标准并行的模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属于重要的参与主体,基于授权可以围绕专业条件制定严于一般标准的个别标准。在制定内容上,非专业标准与专业标准的制定应当在《学位法》的法律目的、法律精神与法定原则的范围内展开,避免适用标准更严格的比例原则或缺乏清晰内涵的合理性标准。在制定程序上,学位授予具体标准的制定不宜简单套用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程序,除了公开、参与等因素,学位授予具体标准的制定程序还应当融入“学术自治权”因素,并涵盖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在合法性审查上,国家应当在形式合法性监督之外,建构对学位授予具体标准的实质合法性监督机制,强化法院对学位授予具体标准的司法审查,完善学位主管机关对学位授予具体标准的备案审查。合法性审查标准包括权限审查、相抵触审查、程序审查以及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审查。

北魏前期“羽真”官号授予机制研究——以碑志史料为中心

从现存碑刻、墓志及少量传世文献来看,宗室显贵、镇边军功和内附归魏是北魏前期授予“羽真”的三大主要条件。北魏初期授予近幸重臣“羽真”,有对其祖辈分管领土之先绩的肯定,当政权体制转型时,“羽真”分治领土的军事色彩逐步减弱,原本蕴藏的“亲从”内涵强化起来。太武帝时期多将一般“羽真”授予随驾亲征的镇将,是出于征战略地、管理内附者的需要。自文成以降,一般“羽真”大量授予身边近臣甚至宦官,特殊者则授予外戚,进一步显示皇权统治力的增强。

《学位法》背景下高校制定学位授予标准的三维考察

《学位法》出台后,高校需根据《学位法》制定本校的学位授予标准。《学位法》给予高校较大自主权,其对学位授予标准制定规范的规定并不周全,高校在标准种类、标准难度、制定程序方面有迫切的规范需要。在标准种类方面,《学位法》对学位授予标准种类的规定较为笼统,无法直接为高校制定本校的学位授予标准提供明确指导。在标准难度方面,各高校设置学位授予标准难度的差异很大,且《学位法》并未对高校设置标准难度提供依据。在制定程序方面,《学位法》侧重规定学位授予标准的授予程序与救济程序,而对学位授予标准的制定程序缺乏相应规范。为满足学位授予标准的规范需要,在标准种类方面,高校根据《学位法》的规定既要明确课程学分、毕业论文等学术标准,也要明确政治立场、学术道德、考试诚信等非学术标准;在标准难度方面,高校应以就业市场需求为确定标准难度的依据,并以学校标准为基准,在考虑专业差异的前提下,合理确定适合二级学院的学位授予标准难度;在制定程序方面,高校应基于学生参与、学生制衡、结果合理等基本要求规范制定学位授予标准的活动流程,保障学位授予标准充分体现学生的正当利益。

《学位法》拟立背景下职业本科学位授权与授予的法理基础及其制度改造

《学位法》拟立为职业本科学位设置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与全面的规范框架。学士学位制度是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职业本科毕业生阶层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职业本科学位与普通本科学位价值等同、效用一致,并且已投入实践。其中,学位授权与授予分别是学位制度运行的逻辑起点与逻辑结果,二者合力保障职业本科学位授予质量,其背后分别蕴含着高校自主权与学生受教育权。基于高校自主权实施职业本科学位授权的许可化改造,需明确其行政许可法律性质、补足正当程序、加强监督检查。基于学生受教育权实施职业本科学位授予的法治化改造,需明确授予标准制定的法律原则,优化授予标准的形式载体,规范学位授予的正当程序。

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的法理省思

新颁布的《学位法》第22条是国家立法对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进行赋权的法律依据,构成了这一权利的规范基础。法律授权与大学自治的双重授权逻辑,能够解释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正当性基础的基本法理。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是这一权利生成的深层次法理。行政法规赋权难以构成上位法依据、司法权介入学位授予纠纷受到限缩以及大学自治面临合法性与合理性危机,是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在适用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能够促成对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在原则层面的多维度约束。对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的合理规制,应当基于促进“人的自我实现”这一目标,并以此作为价值基础。在立法上可以采取统一规定与列举情形相结合的方式,从而明确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的行使限度。在司法审查环节需要实现程序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的双轮驱动。此外,现代大学自治也应当保持一定的谦抑性。

硕博士学位授予标准:时代要求、政策依据与内容框架

学位授予标准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是反映教育评价改革成效的重要参考,高等学校应在国家指导要求下制定规范的学位授予标准。本研究通过政策梳理,指出学位授予标准要体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和学位授予程序的合法合规性。笔者从思想品行、培养过程和能力水平三个维度出发,结合兰州大学的管理实践,提出新时代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授予标准框架,并以学位论文为主体申请依据、以多种形式的成果来体现学位论文的创新性,给出有效解决学位申请过程中“唯论文”等不科学评价导向的方法。

学位授予过程中的导师同意纠纷:性质、根源及纾解

在中国内地地区的学位授予实践中,研究生非经导师同意无法获得学位。这在把关学位论文质量的同时,也可能损害研究生的合法权益。在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的视角下,导师履行同意职责是其特权,任何其他人或组织无权利干涉,但此种特权不应对抗学位授予权的豁免。导师同意纠纷之所以频发,根源在于行为作出的时间点恰好位于研究生培养活动和学位授予活动互相联结的“中间地带”,由此导致学位授予程序空转以及研究生的权利救济无门。为了进一步纾解导师同意纠纷,建议导师在作出同意行为时遵守平等原则和程序正义原则,高校建立校内调解和校内申诉等权利救济机制,研究生恪守法定义务。

中国纺机行业“图像整花整纬机产品研发中心”再次授予宏大智慧

近日,中国纺织机械行业“图像整花整纬机产品研发中心”再次授予常州宏大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智慧”)。中国纺织机械行业产品研发中心的设立,是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为促进纺织企业创新体系建设、增强企业科技研发能力、促进产品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被授予研发中心称号的企业在行业内具有重要示范和导向作用。

高校学士学位授予标准制定权的性质和来源研究

高校兼具行政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双重属性,学士学位授予标准制定权兼具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性质,来源于国家立法授权和高校学术自治。权力的性质和来源影响其实施效果,当前的司法裁决和高校实践暴露出当前我国学士学位授予标准制定权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文章通过梳理高校的性质,分析学士学位授予标准制定权的性质和来源,为解决学士学位授予标准制定权中的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学校召开新一轮申硕工作启动会暨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工作推进会

6月13日下午,学校在第一教学楼报告厅召开新一轮申硕工作启动会暨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工作推进会,对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和任务进行全面部署。全体校领导参加会议,副校长许适琳主持会议。会上,许适琳汇报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情况。学校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建设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三个学科相关布局已见成效,并进一步优化了师资队伍。学校将继续加大资源投入,提升教育质量,提高科研水平,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开放教育提高学位授予率的创新与实践——以云南开放大学为例

学位是衡量高校教育质量、办学水平、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智力贡献的重要指标,但开放教育长期学士学位授予通过率偏低。云南开放大学以学生为中心,深入查找剖析学位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强化师生学位意识、创新学习支持服务提高学生成绩、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开展专门培训提高学位英语通过率、制订学业规划等方面,来探索实践提高学位授予通过率,以此推进开放教育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