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指定验证者签名的不可授权性

针对指定验证者签名权的授权攻击以及强指定验证者签名的弱不可授权性,提出了强指定验证者签名的签名者身份的强保密性,即要求强指定验证者签名方案在授权的情况下签名者的身份是保密的.证明了存在满足该性质的强指定验证者签名方案.最后证明了该概念与共同密钥和强指定验证者签名是一致的,且不同于弱不可授权性,该概念同时适用于强指定验证者签名与指定验证者签名,即弱不可授权性是冗余的.

论行政权的两种形态及其法理意蕴——以授权性规范的表达方式为视角

行政权并不是一种均质的权力类型。以授予行政权的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为视角,可以看到两种形态的行政权:通过“可以”一词授予的行政权具有权利的性质,通过“行使下列职权”这种表达方式授予的行政权具有义务的性质。两种形态的行政权的界分,可以解释政府的“经济人”与“执行者”两种角色。

环境监管授权性法律条款及其设定研究

环境监管授权性法律条款是我国环境立法文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有效实现环境监管效能的重要制度渊源。因多因素的制约或影响,我国现行环境立法文本对环境监管授权性法律条款的设定还存在较明显的稀缺、粗疏、碎片化等不符合科学立法、精细立法及提高生态环境立法质量要求的问题,应遵循问题导向原则对其进行优化设置,从而为环境善治提供良法基础。

论授权性法律法规的规范适用——以我国《刑法》关于立功、自首、悔罪的法律条文为例

授权性法律法规具有灵活性,法官采纳或不采纳都是合法的。然而在现代法治视域下,法官随意采纳或不采纳是违背法律规范性要求的。《刑法》中对有立功、自首、悔罪情节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授权性规范在内容设计上不规范。同时,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没有对授权性法律法规可适用范围进行有效地界定,对法官合理适用没有科学的指导。同一案件采纳和不采纳这类授权性规范会产生性质差异很大的判决,进而容易导致合法的司法不公。

基于语料库的当前我国立法语言中情态词“可以”考察——兼论我国立法授权性法律规范的技术规范

情态词“可以”主要有“条件”“许可”“建议”等三个基本义项,分别对应动力情态、道义情态与认识情态。这三个义项在立法语言中均有体现,其中,“许可”义项可以从句义上分为“赋权许可”与“一般许可”。在立法语言中,除了“条件”义项以外,“可以”的其他义项均能够表示授权性法律规范。在目前的立法语言中,“可以”的使用仍存在意义多元、功能复杂的情况;授权性法律规范的立法技术规范也不统一。从形式上对“可以”的不同使用情况进行功能上的分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类相关问题。

提高专利申请的可授权性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论文的公开、抵触申请、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等问题对专利授权的影响,并给出了消除这些影响的方法,以提高发明专利申请的可授权性。

浅论公司法授权性规范

随着法学特别是公司法学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引进和应用,公司法中授权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关系自然也成为法学界具有极大争议的重要课题之一。当前,公司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以授权性规范为主,并在理论上进一步界分了公司法授权性规范体现的权利实质是充分的自治,配置的主要工具是公司章程。

自然资源立法中授权性条款的实证研究——以我国若干自然资源法为例

授权性条款在我国自然资源法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不容忽视的部分,但在立法中却有从实质到形式的许多问题存在,本文从自然资源法的几部主要法律出发,运用归纳总结的实证分析方法,提出了被授权主体不明确、权限含糊、立法监督形式化及条款中词句用法上的问题,并给出改善现状的解决办法,进一步完善我国自然资源法中有关授权性条款的制定。

试论授权性规则与强制性规则的相容——以劳动者单方解约权和用人单位服务期签订权为例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和第二十二条(提供了专项培训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都是授权性条款。借用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前一个授权性条款中的"权利"可理解为劳动者单方辞职的"请求权"和"特权",分别相关的是用人单位不得干涉辞职的"义务",以及不得请求劳动者不辞职的"无权利";后一个授权性条款的"权利"可分解为用人单位签订服务期的"请求权"和"特权",分别相关的是劳动者不得干涉签订服务期的"义务",以及不得拒签的"无权利"。通过分析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服务期权的相关义务(及无权利),可得出结论:服务期的实质是劳动者以劳动力分期的方式,偿还因接受用人单位提供专项培训而产生的债务,而不是对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的对抗。通过分析用人单位能否免除相对于劳动者单方解约权的相关义务可得出结论:是"授权性规则"并非是"任意性规范"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只有在被授权一方的相对方也同样被授权的情况下,授权性规则才是任意性规则,如果相对方的义务被法律禁止免除,双方就不得以合意排除适用此条款,这一法律条款就有兼为授权性规则和强制性规则的可能。

授权性公司法模式与司法体系的关系分析——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例

美国特拉华州(Delaware)是公司注册的圣地,其专业化的商事法院为解决公司法律争端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司法体系与授权性公司法之间的有效配合,在公司的顺畅运转与企业纠纷的高效解决方面形成了强大指导功能。

有声读物版权纠纷中的授权合规性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通过对82个有声读物侵权案例的定量分析,发现其授权问题主要表现为无授权而侵权、转授权而侵权以及授权合同引发侵权三种情况。授权合规性问题暴露出的版权保护难点主要有:作为被告的下游平台主体常常败诉,被告授权意识缺乏或忽视对授权关系合法性的审核;常用“避风港”规则作为抗辩事由,但又不能提交充分和合法的证据来证明;为防止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其更倾向于获得独家授权而不是被转授权,长期不利于有声读物市场的繁荣。可以从完善法律法规、借助技术、加强授权规范意识等方面发力,解决版权保护难题。

我国税法中授权性法律规范探微

税法授权立法规范、税法授权执法规范、税法授权维权三者相互制约,为税法体系提供了新的支撑力。税法授权性法律规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客观依据,但也应当认识到其潜在的危机。为保证税法体系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应当设法对税法体系进行矫正。

策略性授权与专利技术的拍卖许可

本文在双寡头垄断的市场中,考察了拍卖许可制度下企业所有者的策略性授权行为对技术专利持有者的最优许可政策的影响。结论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价值较大的技术创新,策略性授权行为的存在会阻碍专利技术的扩散。最后给出政策含义。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之性质定位与合宪性审视——从2023年《立法法》修改来看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授予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权力。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其正确运行的前提在于性质的明晰以及合宪的判断。2023年《立法法》修改,将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纳入其中,为其性质定位和合宪性判断提供了规范基础。结合《立法法》修改的相关精神和内容,通过层级、类型和内容三步限缩,明确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的地方性、授权性和变通性。将宪法作为法制统一的基础,从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论证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的合宪性。

策略性管理授权下混寡模型中的税收选择——基于公营厂商视角

在公营厂商经营效率低于私营厂商的假设条件下,公营厂商作为一般经济体,与私营厂商并无区别。文章则放松这一假设,并将公营厂商视为兼顾自身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经济体。加入考量公营厂商对其经理人选择管理授权后,通过设计具有一般性反需求函数的三阶段非合作赛局,求解子博弈完美均衡从而得到最优税率并且最大化社会福利。研究发现,如果公营厂商对其经理人的策略性管理授权接近于政府的目标函数,而且公营厂商所有者没有全部占有消费者剩余,那么,相对于混和寡占模型中的私营厂商和传统古诺竞争而言,政府对公营厂商课税的最适税率较低反而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

建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全球有三种典型的高校质量保障模式,第一种是以认证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第二种是以审核性评估为主要特征的英国模式,第三种是以授权评估为主要特征的日本模式。美国、英国、日本三国高等教育治理共同发展趋势是强化高校主体地位,由外部评估转向内部评估。21世纪以来,中国高校质量保障体系也越来越强调高校自我评价和质量文化建设,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日渐成为重点。建构中国特色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一是要健全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突出标准的导向功能;二是要完善高校组织与制度,强化高校自我评价;三是要培育高校质量文化,以评估促发展;四是要把握共性与个性关系,基于国情创造性转化。

代理授权有因性前提下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无权代理责任分析

根据代理授权有因性理论,当基础关系无效时,代理授权行为也归于无效。我国应在采用代理授权有因性理论的基础上,区分对待完全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对于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无权代理责任,应坚持与大陆法系国家一致的法定担保说;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无权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认定为缔约过失责任。

指定验证者签名方案的安全性分析

对Kang等人和张学军提出的2个基于身份的指定验证者签名方案(Kang方案和Zhang方案)进行安全性分析,指出在Kang方案中,非指定验证者也可以验证签名的有效性,不能抵抗伪造攻击和授权攻击,Zhang方案也不满足不可伪造性、强壮性和不可授权性。

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宜用禁止性规则

虽然各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实际上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采用禁止性规则,二是采用授权性规则,但从理论上分析,宜采用禁止性规则。从宪法学上来讲,禁止性规则符合宪法乃授权于国之法、权利先于宪法、宪法控制权力的观念;从立法学上来说,禁止性规则更能表达防范国家权力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目的;从解释学上来看,禁止性规则能够消除“宪赋人权”的误解。

论民法绿色原则的规范结构及其授权本质

《民法典》承续了2017年《民法总则》创制的绿色原则,但学界将之或误读为民事权利体系引入限制性环境义务,或误读为环境权进入民法。这是以环境法逻辑替代民法逻辑的结果。由于绿色原则是独立于禁止违法背俗原则的新设原则,逻辑上应适用于合法民事行为的情形;特别是,绿色原则规范采用了“应当”+“有利于”的表述结构,将之与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本质属性相结合,会发现绿色原则其实是服务于法官面对民事合法行为时,在考量传统的人身财产性“请求—抗辩结构”作出裁判抉择前,增加考量双方行为的环保意义,赋予节约资源者、保护环境者额外的请求权或抗辩权。因此,绿色原则实质上是在固有的民法规范结构基础上,增设了一套基于绿色理由的授权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