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宗室阶层授爵略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统治集团的轴心和骨干,宗室爵制更关乎北魏的统治结构和国运隆衰,诸帝皆重其事,不断调整。就爵制演变而言,其广泛授爵始于道武帝登国元年,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皆可凭借复国战争的军功获得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爵;皇始、天兴年间爵制调整,宗室爵位普遍晋升并超越异姓勋贵跻身于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天赐爵制则奠定了宗室事功酬赏和宗法分封两类获爵途径以及皇子与非皇子序列的爵级差别。至孝文帝时依据汉人丧礼五服制对宗室授爵制度进行改造,爵位数量和等级在宗室各房支间的均衡配比被彻底打破,皇帝的有服宗亲成为授爵的绝对主体,出服疏宗则渐趋边缘化。就授爵时段、数量、类型而言,道武、太武、孝文朝和孝明、孝庄朝,大批宗室因事功授爵;明元、文成、献文和宣武朝,因承平日久宗室怠惰因循,授爵多因宗法承继、推恩、裙带关系而来,事功授爵者数量渐稀。可以说,平城时代与洛阳时代宗室授爵类型的占比转变,已成为考量北魏政权生命力的重要标尺。

试论清朝对哈萨克的“封官授爵”

通过对"封官授爵"中"公爵"、"台吉"、"品级"、"顶翎"等具体内容的考证和解析,作者认为在给卡外界内哈萨克身份进行定位时,不能被清朝皇帝以及典章文献中有关哈萨克的各种宣示和定位所迷惑。从"封官授爵"的实际内容和效果来看,既往的研究,将清朝对卡外界内哈萨克"封官授爵"视作卡外界内哈萨克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朝属民的一个重要依据,应该是正确的。

晁错“纳粟授爵”与汉文帝军功爵制度改革

汉文帝十二年,晁错为解决屯戍时的运粮困境及尊农抑商,而向文帝提出"纳粟授爵"议,让富商用高价向农民买粮,输送至边,依纳粟程度,授予最高至第十八等的高爵。此策推行后,果然解除屯戍困境,国库也因此而充盈。但此议所贩售的,实是自汉初高祖以来,始终用于奖励军功、安抚政权和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军功爵。军功爵一旦被无限量抛售,首先冲击到的,将是持有高爵的军功功臣集团。文帝同意大量卖爵,不仅达到解决经济困境和抑商尊农之效果,而且稀释了功臣集团的军功荣耀和政治影响力,起到釜底抽薪式的作用。以军功登上政治舞台的功臣集团,因"纳粟授爵"的轻滥,而逐步走出政坛中心。

项羽与“布衣王侯之局”——兼论秦汉之际的社会阶层变动

西周世卿世禄制度在春秋战国之世逐渐被诸侯国实施的功勋授爵制度所取代,"封侯"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愿望。秦国商鞅变法,所颁二十等爵制中多有以功勋授爵之爵级。反秦战争爆发后,陈胜以"黔首"自立为王,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对"封王"的渴望。随后项羽分封,不论出身,只论军功,自"西楚霸王"而下所封王、侯中多有平民,此即所谓"布衣王侯之局"。刘邦在与项羽的对抗过程中,因以弱敌强之形势所迫,不得不继续分封王、侯以争揽人才,韩信、彭越等遂以布衣封王。楚汉战争结束时,刘邦一方"布衣王侯之局"已成,受封王侯者治国理政,终开赵翼所谓"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西魏爵制问题探讨

西魏时期实行的国家爵位制度在沿袭北魏后期爵制的基础上根据历史背景的演变和时代条件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变化。西魏继续推行实封爵制与虚封爵制并行,完善了开国五等爵爵位体系与散五等爵爵位体系的构建,并将国家爵位等级里最高一级的王爵细分为国王爵与郡王爵,对其授予对象的范围做出限定和固化。而由于西魏政权自始至终带有的强烈的军事化色彩,西魏爵制中出现了军功授爵方式的普遍化和"别封""回授"的盛行及制度化的特点。西魏爵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特点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了西魏时期国家爵位制度对于西魏统治阶级贯彻统治意图、分配国家利益的特殊功能,从而凸显其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推动新兴关陇贵族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