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协同效应”和“掏空效应”的研究

股权集中度是股权结构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探究股权集中度对股价的影响,采用200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非线性视角实证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股价崩盘风险呈现指数型正向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影响股价崩盘风险过程中同时存在“协同效应”和“掏空效应”,但“掏空效应”占主导地位。此外,在考虑东西部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差异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无显著差异。

两权分离与企业价值:支持效应还是掏空效应

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产生的效应会因研究样本、市场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笔者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考察两权分离度对企业价值的总体影响以及非线性影响、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价值的影响等角度检验了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是支持效应还是掏空效应。研究发现,当两权分离度较小时,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更多的是支持效应;当两权分离度较大时,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更多的是掏空效应。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则两权分离对国有企业价值的掏空效应要大于对民营企业价值的掏空效应。研究还发现,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是显著的。而由于掏空效应和支持效应的存在,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中国一方面应该加大对于企业实际控制人掏空行为的处罚力度以及制定更加完备的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制度;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快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进行监管体制改革以及公司治理改革等。

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披露:掏空效应抑或趋同效应?——来自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分析了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产生的两种效应:掏空效应和趋同效应。利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的数据,首先对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做了内生性检验,发现股权结构的各变量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然后针对内生性问题运用2SL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最终控制人持股比例、国家持股和流通股比例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有正向影响,股权制衡度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有负向影响。这一结论支持趋同效应。

掏空效应还是支持效应?大股东影响公司战略的经济效果——基于中国医药制造企业前向一体化和多元化选择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医药制造上市公司九年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战略选择的经济效果。结果表明:在医药制造公司中,实施前向一体化战略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而实施多元化战略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在公司选择扩张投资时,前向一体化战略与多元化战略相比更为理性;同时,股权集中度提高会促进公司实施前向一体化战略,但会制约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这说明当存在大股东且股权集中时,大股东会监督经理使其实施对公司来说更理性的战略。本文的结论是,大股东在影响公司战略选择时,支持效应会大于掏空效应。

经理自利行为还是大股东掏空效应,抑或其它?——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依据西方经典公司治理理论，企业股权契约主导性冲突模式是经理自利行为的代理问题Ⅰ还是大股东掏空效应的代理问题Ⅱ，取决于股权契约结构的构造是松散还是集中。沿着这一思路。以我国2005—2006年度制造业上市公司共1371个混合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股权契约结构由松散逐渐趋向集中的过程中，公司绩效并未发生“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表明我国企业股权契约主导性冲突模式不能简单归类为代理问题Ⅰ或代理问题Ⅱ而具有特殊性。实证同时也发现，与西方经典公司治理理论分析相近的结论仅仅出现在民营控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

控股股东所有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决定的掏空效应

本文基于股东间代理问题视角，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的过度支付是否会成为控股股东实现控制权私利的一种路径。研究发现：在地方国企中，高管薪酬水平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度显著正相关，但这一结论在央企和民营企业中均不成立。这表明地方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存在明显的掏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改革具有政策启示涵义。

大股东的治理与掏空——基于股权结构调节效应的分析

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检验大股东行为对不同代理冲突的影响,分析其行为所产生的治理与掏空效应,并引入股权结构的交互项,检验股权结构对大股东行为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大股东行为存在治理与掏空效应,其中现金股利的分配一方面能够降低股权代理冲突,另一方面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掏空。股权结构不是影响大股东行为的直接因素,而是对大股东治理和侵占效应存在不同程度的调节效应,其中国有股股东对股权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要高于非国有股股东,而对中小股东的侵占效应要低于非国有股股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国有股股东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股票市场操纵:加剧还是抑制?

股东治理是股票市场运行的基石。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股票三秒切片高频交易数据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能够加剧股票市场操纵,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剧大股东掏空效应、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股票流动性,从而促进股票市场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在分析师关注度低、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等弱监督制衡机制的环境下,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建议通过构建适度制衡的股权结构、加大股东监督力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市场操纵监控体系等措施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监督抑或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债务融资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9年的数据,从"监督效应"和"掏空效应"双重视角考察了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债务融资成本较高,债务融资期限较短,并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通过探索其影响机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通过资金占用发挥了"掏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兼任强度越强,大股东控制力越弱,纵向兼任高管的"掏空效应"越显著,而且相比总经理纵向兼任,董事长纵向兼任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

监督还是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慈善捐赠

以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监督效应”和“掏空效应”双重视角检验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发挥了更多的“掏空效应”,即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对慈善捐赠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中的纵向兼任高管对慈善捐赠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董事长担任纵向兼任高管时,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更低,纵向兼任高管对慈善捐赠的负向影响在大股东控制能力较弱的公司更为显著。

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金融化

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会促进企业金融化,验证了“掏空效应”的存在;当兼任强度越大时,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在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非国有、审计质量较低及法律环境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及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供了切实依据。

并购业绩承诺能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基于未达标业绩承诺的研究

业绩承诺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并购重组实践中,中小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利益保护问题逐渐凸显。以首次公告日在2008—2019年包含业绩承诺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未达标业绩承诺存在显著的掏空效应,会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从而支持代理观假说。进一步检验了不同企业特征、并购特征和业绩承诺特征下业绩承诺掏空效应的异质性;盈余管理操纵是上市公司利用业绩承诺实行掏空行为的重要手段;外部审计和内部监管则是治理业绩承诺掏空效应的有效工具。从中小投资者保护角度丰富了并购业绩承诺有效性的研究,对于中小投资者理性判别业绩承诺和监管部门合理制定规则从而治理机会主义动机下的业绩承诺掏空行为均有现实意义。

纵向兼任高管会提高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吗

对于纵向兼任高管这一公司治理方式的作用,我国监管层面和理论层面尚存在一定争议。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融资视角研究纵向兼任高管对我国上市公司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纵向兼任高管会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且纵向兼任董事长比总经理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提高效应更显著。通过探究其影响机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会加剧大股东掏空行为,进而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股权制衡度低、董事会规模小、兼任强度大、审计质量低的上市公司中,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提高效应更显著。本文以纵向兼任高管这一特殊公司治理机制为切入点,拓展了股权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评估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制定合理的融资决策方案提供了参考依据。

纵向兼任高管能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

纵向兼任高管究竟会加强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还是会强化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提升其私有权收益的获取能力,增加企业风险?为此,文章将以2007年-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纵向兼任高管如何影响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显著降低了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在进行Heckman两阶段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在“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共同作用下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且当纵向兼任高管权力越大时,即纵向兼任董事长时,对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越明显。文章不但深化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纵向兼任高管这一关系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这对于完善公司治理、防范股价崩盘风险,进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终极控制人权力配置与极端金融市场风险的实证

我国金融市场对实际控制人数据的强制披露要求始于2003年,文章以2003—2018年我国金融市场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终极控制人理论研究了我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及其各要素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在我国金融市场终极控制人权力配置三维度中,终极所有权与终极控制权更多地充当了"监督者"角色,具有显著的"监督效应",对我国金融风险尤其是暴跌等极端性金融风险起到有效抑制作用;超额控制权更多地扮演了"掏空者"角色,具有显著的"掏空效应",提高了极端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概率。从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看,除经济环境、政策制度等系统性要素外,市场实体形成的内在合力将成为金融风险的主导力量。

大股东减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投资效率的视角,分析大股东减持行为如何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减持规模越大,投资效率越低,且主要表现为加剧企业投资不足。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股东减持主要通过加大掏空效应和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有多个大股东时,会削弱大股东减持行为对非效率投资的加剧作用。对于不同成长性以及不同行业的企业,大股东减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以及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企业和监管层进一步规范大股东减持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完善投资决策,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纵向兼任高管研究综述

纵向兼任高管是公司治理的新兴研究领域.关于其产生的经济后果,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监督效应"和"掏空效应"两种观点.本文从"监督效应"和"掏空效应"两个方面,对纵向兼任高管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对后续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第一大股东持股、代理成本与股价崩盘风险

由于公司中代理问题的存在,随着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相应的其控制权更加集中,一方面能更好的加强对公司监管,但另一方面也更有动机对公司进行掏空。以上证A股公司为样本,从代理问题视角出发提出"监管动机"效应和"掏空动机"效应来考察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情况与公司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结论支持了"监管动机"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当公司外部监管薄弱、财务杠杆高、盈余管理高的公司时才能使得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有所下降。研究结果为学者们研究股价崩盘的因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也为相关的监管部门如何维持资本市场以及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一定的建议。

多个大股东、国有控制权转移与控制性投资

控制性投资能提高内部资本运营效率,但也可能增加代理问题。运用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取动态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有控制权转移对控制性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结果表明:国有控制权转移促进了控制性投资,国有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控股股东掏空效应来增加控制性投资,多个大股东对国有控制权转移的控制性投资促进效应具有负向治理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控制权转移的公司通过控制性投资实现了行业变更和规模扩张,但其更倾向于高溢价控制性投资且扩张效益较低。此外,国有控制权转移对控制性投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上述研究结论从控股股东掏空效应和多个大股东治理效应的视角,揭示了国有控制权转移是影响公司控制性投资的重要因素,不仅为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甄别公司控制性投资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还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权设计提供了政策参考。

大股东权力对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基于合作博弈理论的Shapley权力指数测度第一大股东权力水平,考察了大股东权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股东权力水平对公司业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大股东权力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2)大股东存在"更少掏空效应",即权力水平提升抑制了大股东掏空行为,有效提高了公司业绩;3)大股东存在"监督效应",即权力水平升高增加了大股东监督经理人的动力,缓解了代理问题,改善了公司的经营业绩;4)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大股东权力对公司业绩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同时大股东权力的提高有利于市场业绩的提升、业绩风险的降低以及长期业绩的提升.本文较为全面地从大股东权力的视角展现了所有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中国背景下所有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真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