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视野下的电商平台“二选一”排他性交易行为法律规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迅速,依托互联网产生的电商平台实施“二选一”排他性交易行为愈发恶劣,对于社会和经济市场均产生了较大的不良影响。从当前司法实践来看,我国主要依靠反垄断法对电商平台不法行为加以规制,但治理效果收效甚微。本文通过分析总结域外反垄断规制的方法和经验,重点说明了界定《反垄断法》中的“市场”、明确滥用优势地位的要件、完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这三个方面,为《反垄断法》对于规制电商平台进行排他性交易行为提出完善建议。

互联网产业的竞争与排他性交易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以“3Q”案为例

伴随着我国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市场的竞争秩序与法律规范问题随之产生。对互联网行业反垄断问题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案件处理,存在各种不同观点的对立和激烈的争论。历时四年的"3Q"反垄断案,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无疑对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具有明确的保护和促进作用,对互联网行业的市场竞争具有先例性的指引作用。但是,该案的判决仍然还存在对互联网企业排他性交易行为认识不清的问题。因此,对互联网企业排他性行为管制,执法机构应坚持"审慎管制"的原则,在具体经济与社会环境下依照合理原则对案件进行判断,而非简单的禁止和纵容。

双重路径下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

排他性交易作为一种跨类型化行为,在反垄断法框架下面临适法难题:纵向协议"兜底条款"的可适用性及其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的关系。不同路径规范排他性交易具有"同质性"与"异质性"。我国在实务中一概采用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规范排他性交易,高门槛与事后性使得单一路径模式不足以防范潜在的反竞争风险。美国和欧盟均采用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双重路径规范排他性交易,不同路径的分析框架虽有差异,但却殊途同归。我国对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应采双重路径模式,将排他性交易纳入纵向垄断协议的列举性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高门槛+弱效果审查"与纵向协议的"低门槛+强效果审查"互为补充,同时,在合意、竞合关系认定上加以完善与协调,保证豁免/抗辩、法律责任的一致性,形成逻辑周延的规制路径体系。

互联网产业中排他性交易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方法

互联网产业中出现的“二选一”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排他性交易行为,其调整方法的复杂性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反垄断法原理缺乏深入挖掘,没能探明纵向协议的正确分析方法。与其他垄断协议一样,排他性交易的分析同样遵循两个步骤:首先进行垄断行为的认定,然后允许当事人进行合理性抗辩。在第一个步骤上,与传统理论的认识不同,排他性交易协议不会构成垄断行为,但可以成为一方当事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载体,或充当一方当事人与其竞争者之间垄断协议的手段。在第二个步骤上,排他性交易主要可能产生三种积极效果,即防止搭便车、防止套牢以及维护经营模式的统一性与企业形象。在个案的审理中,应依托这样的框架与思路,对具体案情进行分析。

互联互通、排他性交易行为与平台竞争

如何协调数字平台创新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实业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央行推动条码支付平台互联互通为研究背景,把平台开放与排他性行为结合起来,运用圆周模型对平台开放程度与平台不同策略选择产生的竞争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互联互通可以促进条码支付平台创新,改善消费者效用和社会福利,产生更高的社会价值,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互联互通后,排他性策略使平台具有竞争优势,但随着实施排他性策略平台数量的增加,会使所有平台的商家规模和利润受损,商家效用、社会福利增加。本文不仅丰富了平台排他性交易行为的研究视角,而且扩展了经济学对平台经济的理论研究,也为平台反垄断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科学监管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链中下游企业数量对排他性交易的影响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链为背景,构建了上游双寡头和下游垄断竞争的排他性交易模型,分析了上下游企业排他性交易博弈过程。模型显示,大联盟的上游高技术主导企业能够利用下游企业的数量及其转换成本,形成中间产品的价格歧视、市场封闭和进入壁垒等市场势力,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研究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量及其转换成本对市场结构及上下游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产出均有关键的影响,应鼓励新的下游企业进入市场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均衡发展,并降低转换成本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公平竞争。

排他性交易的经济学分析和反垄断执法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厂商实施或参与的排他性交易是欧美和其他法域反垄断执法的重点之一。本文首先对不同类型的排他性交易进行介绍,并对其潜在的经济损害和效率进行论述。在特定情况下,排他性交易可能会封锁竞争、通过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来限制竞争,或促成共谋。排他性交易也可能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可以消除"搭便车"现象,调动供应商和零售商的积极性,促进和保护对新产品或服务的投入,使厂商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受益,保护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专有技术,以及为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产品提供质量认证。本文进而对美国和欧盟反垄断法下有关排他性交易的主要案件进行了回顾。分析显示,这两个法域在对排他性交易潜在的损害和效率进行分析时已经采取了逐渐趋同的反垄断原则。

电商平台“二选一”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

“二选一”行为的本质是排他性交易,是电商平台获取优势地位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最终实现市场独占。电子商务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是规制电商平台“二选一”排他性交易的法律依据,但囿于相关法律条文本身的局限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七条面临现实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五条缺乏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和第十二条无适用可能等,“二选一”行为在我国当前竞争法规制框架下难以受到法律制裁。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对美团“二选一”案进行分析发现,“二选一”行为会导致市场单寡头竞争性垄断格局的形成,以反垄断法为核心进行规制是破局关键。在当前竞争法体系对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规制不足的情况下,应从行为豁免、事前控制、消费者保护、市场界定、相对优势制度引入等方面入手,完善反垄断法关于“二选一”排他性交易的规制规则。具体而言,就是在反垄断法修订中建立“二选一”白名单规则,完善“二选一”事前规制措施,加强“二选一”消费者隐私保护,引入“二选一”相对优势地位条款,优化“二选一”相关市场界定规则,提升反垄断规制协同力。

用户多归属、平台竞争与排他性交易

基于不对称信息下,建立动态Hotelling博弈模型,就用户多归属的情形下分析双边市场竞争及其排他性交易后的利润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用户多归属下,平台竞争的均衡利润变化依赖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用户水平的差异性。当买方水平高于卖方时,不对称信息下的平台均衡利润是下降的,否则就上升。平台在不对称信息下存在实施排他性交易的动机,不仅抵消用户多归属的正效应,还降低用户的效用水平。随着双边用户的价格敏感度增强,平台排他性交易的实施动机将下降,最后回到逆向选择和价格竞争的状态,其占优均衡是歧视性定价。以天猫和京东两大寡头平台的价格竞争及其排他性交易为例展开阐述,为平台自我治理和政府规制提供有益的指引。

电商平台“二选一”排他性交易法律适用研究

近年来,电商平台经济日益繁荣,以“二选一”形式出现的排他性交易问题也愈益突显,相关争议的法律适用可以从《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但具体如何适用法律,需要从相关法律条文与系争行为的关联度、证据获取的便宜性、法律适用难度、责任承担形式等方面综合考虑,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最适宜的条文适用、最便捷的究责方式及最恰当的救济路径等。

多个平台排他性交易的理论与反垄断分析

基于存在多个竞争性平台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平台的两种排他性合约形式:传统排他性合约和“二选一”合约.区分了优势平台使用这两种排他性合约动机的差异,并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排他性合约对市场竞争和市场各方参与者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是决定优势平台提供不同形式排他性合约的动机以及排他性交易对市场参与者产生的影响的核心因素.当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均较小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传统排他性合约;而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较大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二选一”合约.尽管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均会降低消费者剩余和总福利水平,但对其他竞争平台和卖家利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传统排他性合约可以同时降低多个竞争平台的利润,而“二选一”合约则可以同时降低多个卖家的利润.本研究为平台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

互联网平台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法》规制

排他性交易是典型的垄断行为,指的是经营者对其他经营者的交易自由进行限制,以便促使自身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排他性交易广泛存在于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互联网行业也不例外。受互联网经济特性的影响,一旦出现排他性交易行为,将会迅速放大此互联网平台的网络效应,增大用户转移平台的成本,进而对市场秩序、消费者利益等造成严重的损害。特别是近些年来,互联网平台发展速度显著加快,需切实做好互联网平台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从而规范互联网平台的发展。

平台企业排他性竞争对价格策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

自从2010年腾讯与奇虎的“3q大战”以来,平台企业强制商家“二选一”以及平台间相互屏蔽的排他行为愈演愈烈,给双边市场上的用户带来了诸多不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在Hotelling横向选择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通过模型构建以及数值算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平台企业在商家侧、消费者侧开展排他性竞争对平台价格策略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开展排他性竞争,平台可以制定更高的价格从而获利。当两个平台间排他强度同时达到一定强度时,社会总福利下降,在特殊情况下社会福利则有所上升,但这种上升也是舍弃了部分市场参与者的利益而达成的。在进行反垄断治理时,社会总福利的增减并不能作为治理的唯一判断标准,且市场双边两种形态的排他行为均需要引起重视。

市场势力、排他性交易与平台竞争

2019年以来,关于排他性交易的经济效应和规制政策都存在较大争议.在Armstrong等理论模型基础上,构建并分析市场势力差异化情形下的平台排他性交易模型,旨在为双边平台排他性交易竞争效应提供合理的经济学解释以及反垄断政策依据.研究表明:1)当市场势力较强的平台实施排他性交易时,排他性激励能强化该平台对双边用户的定价优势,扩大其商家用户规模,进而增加其与市场势力较弱的平台间的利润差距.2)当市场势力较弱的平台实施排他性交易时,排他性激励能弥补其与市场势力较强平台在对双边用户议价能力与用户规模上的差距,超过一定阈值时,可反超市场势力较强平台的利润.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和平台经济发展实践,为平台治理和反垄断规制提出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中排他性合约研究--以英特尔和AMD为例

构建上游双寡头和下游多家厂商的排他性交易模型。以上游优势厂商控制的下游厂商数量为决策变量,分析了在位上游优势厂商通过控制下游厂商,导致中间产品的价格歧视,剥削下游厂商,排挤竞争对手,提高最终产品价格和不利于产业良性竞争等负面影响。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本质上属于排他性交易,目的是通过排除、限制竞争,达到市场垄断地位。当前《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在规制“二选一”行为方面存在体系错位的理论难题以及操作性、适用性不强的现实障碍,应充分认识“二选一”行为的危害,以《反垄断法》为破局关键,明确合理抗辩的认定标准,引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加强消费者隐私保护,完善平台监管体系。

体育赞助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体育赞助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经济来源,对体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体育赞助中存在排他性交易协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及损害消费者权益等反竞争行为,这些行为必然与我国近年颁布并逐步实施的《反垄断法》产生冲突。如何化解这些冲突,如何协调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通过对体育赞助的反垄断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为我国《反垄断法》进一步实施以及与体育赞助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电商平台“二选一”的法律问题辨析——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本质上属于排他性交易,有关诉讼案件的披露与讨论给中国反垄断法的实践带来诸多重要启示。如何评价一种由互联网技术创新带来的经营策略的正当性,需要秉持理性、客观、审慎的态度,综合运用社科调研、经济分析、逻辑推演、历史溯源和法理论证等多种评判方法和思考路径,回归反垄断法的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方能得出更为妥当适恰的结论,而不能受制于社会舆论和法律条文情绪化、片面化的评判与解读。

垂直关系中产品信誉效应的博弈分析

当一家厂商的行为或活动对产品信誉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后,其他相关厂商也要同时承受正面或负面的后果。在垂直关系中,下游零售商提供劣质服务产生了有损于信誉的负面效应,会对制造商和其他零售商造成更大的损害。而一家零售商提供优质服务增进产品信誉时,他只能在承受全部成本的情况下获得较少的利益。本文的理论模型说明,市场竞争的结果可能会形成零售商只愿意提供劣质服务的态势。通过采取排他性经营区域、排他性交易和拒绝供应等机制安排能够有效地化解损害信誉的行为,既能够保护整个垂直关系相关的厂商,同时也能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服务,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

论商业特许经营合同限制性条款的反垄断审查

为维护特许经营体系的统一性,增强整个特许经营体系的竞争力,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中往往设置一系列限制性条款。搭售、排他性交易、维持转售价格等是特许经营合同中常见的限制性条款,对限制性条款的反垄断审查是特许经营合同有效性判断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反垄断立法应当完善相关规定,为商业特许经营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