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信息下数字平台排他性协议竞争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户信息开始作为一种竞争要素影响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并对其实施排他性协议的策略性动机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构建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本文刻画了双寡头数字平台的定价模式及其诱使卖方接受排他性协议的行为,并结合网络外部性、用户归属行为等双边市场理论的典型特征分析了排他性协议对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买方对数字平台的依赖程度相对于卖方更高时,不完全信息使得数字平台倾向于通过提供差异化产品来缓和市场竞争,并提升自身的利润水平;反之,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将使得数字平台利润降低;尽管排他性协议能够降低竞争对手的利润水平,但数字平台也可能因争夺卖方而得不偿失。最终,尽管消费者剩余提高了,但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受到不完全信息和双边用户偏好的共同影响从而是不确定的。本文的贡献是将不完全信息引入双边市场理论的分析范式,并结合产品差异化在更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下研究数字平台实施排他性策略的行为,从而有助于解释京东和天猫两大平台间备受争议的“二选一”行为,为数字平台领域反垄断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互联网平台排他性协议的竞争效应——来自电商平台的证据

在纵向产业关系中排他性协议能够促进并保护双方的专用性投资,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市场圈定,因此对于市场竞争的最终作用无法确定。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双向作用、用户竞争而非产品竞争、平台竞争嵌套商家竞争等特殊性,互联网平台中排他性协议对竞争的影响更为复杂,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和反垄断执法的广泛争议。本文区分了“平台的用户”和“商家的用户”两类消费者,从效率效应、平台竞争、商家竞争三个方面对互联网平台排他性协议的竞争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以电商平台中的商家“二选一”事件为考察对象,采用准自然实验双重差分方法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和中小商家签订排他性协议能够避免被竞争对手平台搭便车,有利于促进双方的专用性投资,共同提高商家的销量。由于同品类商家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平台和特定商家的排他性协议不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排他性协议对于中小规模商家的销量增加效果更为明显,因而能够降低大商家的市场份额,有利于促进商家之间的竞争。排他性协议是平台间竞争用户的方式,同时也是平台针对大商家的竞争策略。对平台排他性协议竞争效应的判定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个案具体分析,本文对此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参考依据。

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

近年来,以"二选一"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行为日益增多,引起较多关注。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对竞争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较多负面效应,因此,有必要进行反垄断法规制。但我国《反垄断法》未明确规定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制度,同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的适用也面临困境。《反垄断法》应明确引入禁止服务提供型排他性的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制度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互补。适用合理原则,将市场封锁度作为认定协议违法的决定性因素,并根据电商平台市场力量、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相应调整认定市场封锁度的具体标准。在设置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的法律责任时,责任承担主体一般应限于电商平台,秉持谦抑态度,尽量从宣告协议无效或限制协议有效期限的私法角度制止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

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的法律问题辨析——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伴随着我国电商市场的蓬勃发展,其竞争也日益激烈。各电商平台为了在竞争中占领优势地位,进而与平台中的经营者签订排他性协议,这种行为对消费者及新兴小平台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影响,造成其它小型电商平台消费者减少,甚至无法获得商户信息,商品价格也会提高。而我国《反垄断法》对于规制这种行为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缺少完备的禁止垄断协议制度、相关法律责任设置不合理等,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对如何完善我国《反垄断法》提出建议。

平台竞争、排他性协议与竞争瓶颈

在很多双边市场中,经常出现平台一边的用户与平台之间产生利益纠纷的现象,例如顺丰速运与菜鸟网络之间的纠纷等,本文从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了这种经济现象。文章通过将双边市场的用户分为视平台有差异和无差异两种类型,研究了平台如何掠夺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所有剩余的问题。研究发现,平台厂商有与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签订排他性协议的激励;无论签订排他性协议与否,这类用户都将被掠夺所有剩余,产生了所谓的“竞争瓶颈”;排他性协议带来的福利效应并不明确,当平台的边际成本和交叉外部性参数较大时,排他性协议的签订能够提升社会总福利。

损害赔偿救济适用于排他性管辖协议的可能与困局：以法律基础为核心的分析

损害赔偿救济能否适用于排他性管辖协议,其关键在于有无适当的法律基础。自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开创性地将损害赔偿救济适用于管辖协议开始,合同法便是唯一的法律基础。但合同法基础的证成存在一个关键前提,即承认管辖协议能够创设可执行义务的合同性特征。由此,在法律传统、法律文化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将管辖协议视为程序性合同的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拒绝适用损害赔偿救济。其他可能的法律基础如侵权法和返还法,虽可避开管辖协议的定性难题,但在当前法律制度的约束下,都难以成为一般性的法律基础。因此,就目前而言,只有认可管辖协议的合同性特征,损害赔偿救济才能适用于管辖协议。

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相关问题探讨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问题虽然没有直接作出规定,却间接涉及了这一问题。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有效要件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不违反相关国家的公共秩序,等等。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准据法依被选择法院国家的法律确定。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应独立于它所服务的国际民商事合同的效力。

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启示

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作为国际范围内统一民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重要成果,建立了“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的管辖权模式,采用了新的“国际性案件”划分标准,鼓励选择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针对被请求国承认和执行惩罚性赔偿判决问题达成了妥协,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具有重大启示。

论英国法上违反管辖权协议之损害赔偿规则

英国法院基于契约神圣性的坚守、欧盟布鲁塞尔管辖权机制与欧洲法院判例对禁诉令规则的限制,遵循国内违约损害赔偿救济的严格性,富有创造性地把其运用到违反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的损害赔偿救济,构建违反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损害赔偿的判例法规则。本文通过对规则的确立过程与适用条件、功能、制约因素、学界分歧以及对中国的借鉴5个方面内容的研究,发现该规则虽存在潜在的司法沙文主义倾向,但仍具有维护契约的神圣性、纯洁性、控制重复诉讼、提升商事主体对契约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等功能。该规则对中国的借鉴具有客观必要性、可行性。若通过适当的法律调整,实现该规则的本土化,可为中国法院规制平行诉讼再添利器。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司法运作中的协议管辖:挑战与应对措施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逐渐步入正轨,作为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之一的协议管辖,依旧沿袭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受制于现行的协议管辖制度,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难以发挥吸引当事人、扩大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作用。为了调整协议管辖制度与国际商事法庭目标的偏差,我国应制定位阶更高的法律规制国际商事法庭,并在协议管辖制度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包括明确协议管辖的效力认定标准、认可排他性协议管辖的推定、扩大解释实际联系原则等。同时,积极扩大国际商事法庭间的国际司法合作,充分利用《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促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良性互动,推动我国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的重要解决之地。

我国涉外管辖协议的区分标准探析

目前,我国没有关于管辖协议或管辖条款类别的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表现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对于两类管辖协议的特点,美、英等国已在其判例中做过不少分析。尽管至今仍未有确定的标准可供使用,但也出现了一些较为通行的区分方法,包括文义分析以及对当事人意图的区分等方法。在特殊合同案件中,法院也会实行特别标准。我国法院可借鉴美、英等国判例中常用的区分标准,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使用文义分析标准及其补救措施对管辖协议作出区分。

论《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适用范围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是2005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关于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公约仅适用于当事人签订有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国际性民事或商事案件,同时也附加有多种例外情况。研究公约的适用规则可以为我国加入和适用公约提供参考。

排他性法院管辖协议公约谈判与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在对我国和国际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进行介绍的前提下，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角度出发，对海牙《排他性法院管辖协议公约》谈判中涉及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我国在谈判中应采取的立场提出了独到见解。通过与国际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对比，指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

银行保险的中国实践:发展历程与前景预测

初现于1996年的中国银行保险,10年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过程。"起步晚,波动大"的发展特点,决定了中国的银行保险应该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中国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选择,既需要实践标准的检验,也需要理论研究的深化。

数字经济平台竞争背景下“二选一”行为的理论廓清

由于互联网平台间的激烈竞争,加之媒体的舆论误导,社会各界对"二选一"行为存在一定的误解。对"二选一"行为不能简单地作垄断或不正当竞争的评价,而需考察实施该行为的具体情况,包括行为主体是否具有支配地位或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对竞争秩序的影响以及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等。在《反垄断法》框架下,"二选一"行为可能构成纵向垄断协议和限定交易行为。而在相对优势地位理论框架下,"二选一"行为可能构成主体利用相对优势地位对相对方施加不合理条件,从而阻碍公平竞争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由于我国现行法中相对优势地位规则的不完备,"二选一"行为无法得到有效规制。因而,需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相对优势地位条款,并制定配套的实施和处罚细则。

体育赞助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体育赞助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经济来源,对体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体育赞助中存在排他性交易协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及损害消费者权益等反竞争行为,这些行为必然与我国近年颁布并逐步实施的《反垄断法》产生冲突。如何化解这些冲突,如何协调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通过对体育赞助的反垄断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为我国《反垄断法》进一步实施以及与体育赞助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世界的纵向约束

纵向约束是反垄断领域中的常见问题。但是大多数案例和经济学文献都聚焦在制造商和分销商的现实世界。本文考虑了数字世界的新变化,这对于纵向约束的反垄断分析至关重要。从现实世界中获得的案例和经济学知识仍然非常重要。使数字世界与众不同的是中介(其中大多数是多边平台)的突出地位,以及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对这些中介和依赖它们的企业的影响。本文在描述了包括临界规模、多栖和平台治理机制在内的主要特征之后,阐述了分析数字世界中纵向约束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然后讨论了这些问题在数字中介平台规则、排他性合同和最惠国待遇条款(Most Favored Nation,MFN)方面的应用。

论《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对选择适用国的约束

《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具有选择适用的特点,仅对选择适用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缔约国在决定是否选择适用该制度时,首先必须考虑自己将受到怎样的约束。采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就《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的约束对象、约束事项、约束内容和约束性质等展开深入分析,认为《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对选择适用国施加的约束是特定的和明确的,这种约束有助于促进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国际统一。

通讯重复建设引亮红灯

8月27日,当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发言时,或许很少人会料想到,短短40天后,这一纸报告就成为扇动风暴的蝴蝶翅膀。"重复投资"是这份审计报告论及电信业时的关键词———自2002年至2006年,中移动、

迈向关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新公约——海牙民商事管辖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的新发展

2002年10月至2003年3月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关于"民商事管辖和外国判决公约"(以下简称"管辖权公约")非正式工作组在海牙举行了三次非正式工作组会议,经过紧张、激烈而务实的小范围讨论,工作组在原草案基础上起草出一项新的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公约草案,并将其定名为"法院选择协议公约工作组草案"。虽然该草案的范围和内容较原草案大为缩减,但在管辖权公约历经十年谈判仍未取得成果的情况下,该草案为以选取最大公约数方式完成谈判并缔结一项新的关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公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