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力发电行业减排污染物的环境价值标准估算

在我国的环境污染中 ,火力发电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 ,并造成相当可观的环境污染损失。为了制定火力发电行业减排污染物的环境价值标准 ,笔者应用环境经济学理论 ,参考中国排污总量收费标准和美国环境价值标准 ,对SO2 ,NOx。

固定污染源废气中减排污染物监测质量控制要点研究

随着国家对减排污染物的持续关注和环境监测事业的快速发展,固定污染源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监测方法和质量控制手段日趋成熟严谨。本文系统而全面的归纳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中减排污染物的监测质控要点,从全方位、全程序的角度细化和明确了其监测质量控制要点,进一步提高了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水平。

辽宁省陆源直排污染源入海量浅析

本文对2011—2015年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了解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情况。结果表明辽宁省2011—2015年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工业和综合污染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入海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

生猪养殖业中面临排污染问题治理对策

随着博白县生猪养殖产业不断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农产业发展，但是也造成较为严重的排污染问题，影响了博白县自然环境发展，给农保、环保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在十九大背景下，我国大力推动绿色农产业发展，为了能够顺应时代发展需求，需要认识到博白县现存的排污染问题，并提出排污染的治理对策，推动养猪产业朝向绿色化方向发展。

科学设计采油脱出水流向防止外排污染

本文针对原油生产过程中采出的成分复杂、矿化度高、含污染物种类多的拌生水，外排地面后造成污染的实际，结合多年的实践，提出了较为实用的防治方法及对策。

浅谈重点源废水减排污染物监测质量控制要求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监督管理、推进污染物减排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监管部门,重点污染源废水减排污染物的监测与评价是实施监管的依据和基础,重点做好废水减排监测,并对监测要求及质量控制要求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为生态环境保护监测部门的废水监测工作提供质量保证。

企业投入数字化的污染减排效应——基于ICT产品进口的视角

ICT产品进口作为企业投入数字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以为企业污染减排提供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2—2012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识别ICT产品进口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结果显示,ICT产品进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ICT产品进口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产出规模增长,进而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另一方面,ICT产品进口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规模,进而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此外,ICT产品进口对大规模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污染减排效应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未来可通过鼓励和扩大ICT产品进口、推动ICT产品核心技术研发创新、拓展ICT产品应用场景等途径,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污染减排协同发展。

投资型税收激励与企业污染减排——基于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维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2002~2013年中国“工企-污染”微观数据,以增值税转型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型税收激励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有效促进受政策影响企业的污染减排,且这种政策效果在重资产型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公众环境诉求对增值税转型的减排效应存在良好的协同效应。增值税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鼓励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及增强绿色创新能力来实现污染减排。这些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设计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上海市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浅析

“十四五”期间,在上海市水环境容量不足、恶臭污染防治要求迫切的背景下,上海市组织编制、修订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1/1098—2018》。文章围绕上海市畜禽养殖业污染基本概况、上海市企业达标率、标准发布后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分析了上海市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现实意义和环境意义。结果表明: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畜禽养殖场提出更高要求,可以有效引导上海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制定上海市《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可减少畜禽场恶臭扰民状况发生,降低投诉信访频次、有效缓解场群矛盾;同时,标准对畜禽场主要恶臭排放环节(棚舍养殖、粪便堆肥、污水贮存)的管理要求做出了规定,有利于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环境税对生猪养殖业污染物减排的激励效果研究——内在机制与合理税率

构建包含生猪养殖户、政府、消费者3个利益相关主体的一般均衡模型,从工艺改造和末端治理两个层面剖析环境税对畜禽养殖户污染减排的内在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税与生猪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非对称关系,进而核算出能够激励养殖户进行减排投资的合理税率区间.结果发现:随着环境税率的增加,生猪养殖业的污染物排放量表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当税率达到5.20~5.75元/污染当量区间时,养殖户才有动力进行减排投资活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税倒逼养殖户安装污染处理设备和改用精饲料是其主要路径,贡献度分别为34.19%和23.34%.环境税的减排效应在重点发展区和约束发展区更为明显,且相较于中规模养殖户,需设定更高的税率才能激励大规模生猪养殖户进行减排投资.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企业污染减排?——基于行业关联角度的分析

外商投资对于推动中国产业链清洁化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利用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及投入产出表,从行业关联的角度考察外资进入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进入不仅降低了同行业企业污染排放,而且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降低了上下游企业污染排放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行业内外资进入通过提升同行业企业末端处理水平实现企业污染减排;下游行业外资进入通过改善上游企业能源结构实现企业污染减排;外资进入及其前后向关联效应通过提升研发创新、产品创新从而实现企业污染减排。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高污染密集度、非国有企业,外资进入的污染减排效应更为明显。拓展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可以通过行业关联效应降低上下游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理论,为外资引进稳中提质与实现“十四五”节能减排目标提供了政策启示。

二氧化硫减排治理对重污染企业综合指数影响分析

针对二氧化硫污染减排治理技术对企业生产效益的影响,利用2013年至2022年期间所选企业的面板数据,尝试性地对影响状况实施深入研究和剖析。构建企业的生产函数,实施二氧化硫污染减排治理技术对企业生产影响因素的分类,完善企业生产函数。结果表明,技术投资成本、运行与维护成本、技术创新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生产效率、资源利用、企业成长率环保合规性、生产成本在5%的水平上显著;产品质量、劳动力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比混合OLS回归结果,技术投资成本等几项的作用系数均有所降低,环保合规性的作用系数则有一定升高。

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对策措施探讨

本文探讨了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对策措施。首先说明了大气污染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随后,强调了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的重要性,指出它是保护环境、改善空气质量和维护人类健康的关键手段。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的对策措施,包括政府监管和政策制定、工业和交通领域的技术改进、能源结构调整、推广清洁能源以及公众参与等。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可以认识到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对策措施的重要性,并采取实际行动保护环境,创造出更清洁、更健康的环境。

河北省直排海污染源排放特征及管理对策分析

本文基于2013—2022年河北省直排海污染源监测数据,系统分析了河北省直排海污染源的排放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综合治理与管控对策。结果表明:2022年河北省实际产生外排入海污水的企业均实现每季度达标排放;全年河北省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为39131万t,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总氮>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总铅>总汞>总镉;2013—2022年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整体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总磷排放总量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石油类、铅、汞、六价铬、镉排放总量整体呈明显上升趋势。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因地制宜,制定并完善直排海污染源总氮、总磷地方管控标准,推动入海排污口整治专项行动;加强入海排污口设置备案管理和动态管理台账,建立健全入海排污口动态监管体系,加强日常执法监管,定期开展监督性监测,确保已纳入监测的直排海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

排污许可证事中事后监管在污染源减排中的作用与实践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对于污染源的减排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排污许可证制度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工具,逐渐成为国内外污染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仅仅颁发许可证还不足以保证污染源的合规运行和减排目标的实现,事中事后监管则成为保障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本文旨在探讨排污许可证事中事后监管在污染源减排中的作用和实践经验。

环境规制的水污染减排效应研究——来自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升的微观证据

在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其“以新代旧、以严替宽”的动态提升是我国工业减排的主要驱动力。基于手工搜集的中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信息构建政策变量,利用2001—2014年中国水污染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标准提升的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和差异化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标准提升显著降低了以化学需氧量为表征的企业水污染排放,基于多种方法开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一结论是可靠的。机制分析显示,企业减排没有以减产停产为代价,而是通过前端清洁生产和末端污染去除的方式共同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标准提升的减排效应在制定出台地方标准、标准提升幅度适中、企业达标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为此,应持续完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有序推进排放标准的覆盖、优化和更新,对不同水平企业分层分级设定排放限值,促使污染企业“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给实体部门带来经济绩效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发挥出绿色价值。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制造业各部门投入服务化水平和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以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结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过程中融资约束的作用进行探讨,发现缓解融资约束有利于减排效应的释放。异质性检验表明,低能耗企业的投入服务化更能发挥出污染减排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过程中投入国内服务要素更有利于企业实现污染减排,知识密集型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减排效应更高。因此,企业应积极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理念纳入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努力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实体经济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有限监管能力与异质风险偏好下污染物减排监管机制优化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污染物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为了向监管部门提供监管策略支持,对污染物减排监管机制优化问题展开研究。针对区域性企业污染物减排与监管问题,考虑罚款和关停两种惩罚策略,结合复杂网络理论与博弈论建立减排联盟网络上的演化博弈模型。基于有限理性假设,考虑企业异质风险偏好与监管者的有限监管能力,提出改进的监管机制,即智能监管机制。借助数值仿真方法,对比随机监管机制与智能监管机制,验证智能监管机制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惩罚策略影响企业的决策结果,例如若面临被关停的风险,企业表现出更强烈的合作意愿;在有限监管能力下,监管能力与减排效果呈正相关关系;与随机监管机制比较,智能监管机制更能促进企业采取合作策略,达到更好的减排效果;增加白名单长度能够提升整体的合作水平;当白名单长度较小时,适当延长对企业的考察期能提升合作水平;当白名单长度较大时,适当缩短对企业的考察期能提升合作水平。

产业协同集聚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使用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7年,沪浙苏赣四省的制造业和沪川渝三省的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专业化集聚;(2)产业协同集聚整体的态势是先上升后下降。与2008年相比,2017年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协同集聚水平下降,下游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增强;(3)产业协同集聚与污染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不断增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污染物排放强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超低排放机组湿式电除尘器多污染物减排及能效测试研究

湿式电除尘器(wet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WESP)是燃煤烟气治理的精处理设备,以某660 MW超低排放机组配套金属板式湿式电除尘器为研究对象,对湿式电除尘器的多污染物脱除性能和能效参数开展系统测试研究和分析。湿式电除尘器对颗粒物、雾滴、SO3和Hg的脱除效率分别为81.12%、75.60%、76.13%、53.08%,电耗为402.6(kW·h)/h,满足设计要求。各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分别为4.20、17.25、9.80、4.08×10^(-4)mg/m^(3),排放因子分别为13.76、56.49、32.10、1.34×10^(-3)g/(kW·h),比电耗为1.48×10^(-4)(kW·h)/m^(3),单位质量颗粒物脱除能耗为22.87(kW·h)/kg,均处于行业平均水平。研究结果可为燃煤电厂后续污染物减排和能效控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