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可分性

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尽管学界存在不同认识,但二者应当是可分离的。不涉及排除、限制竞争而直接减损消费者利益的剥削性滥用行为,可以构成独立的"滥用"类别。承认剥削性滥用禁止制度的独立性,不仅与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的立场相符,而且具备了《反垄断法》中的价值依托和补充规制功能。基于此,有必要对《反垄断法》第六条作出修改或变通解释。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制初探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经常被社会各界所诟病的一种现象。虽然其形成有着各方面复杂原因,但其危害性大,从根本上扭曲了竞争的本质,直接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因此,有效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些滥用行为仍然以多样化的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为此,曾有各个层面的法律、规定等出台,但起到的作用还有一定局限性。以前工商部门主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反限制竞争的执法实践中进行了不断探索,《反垄断法》的出台使这一难题的解决有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但是,面对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相关规定的衔接和差异等问题,执法人员在理论上依然有争议,在实践中依然有困惑。本文针对这样的现状,主要从实务角度出发,试图释疑解惑,推动实际执法工作的展开。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局限与突破:由“腾讯封禁抖音案”引发的思考

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频发引发社会争议,也促使中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过,《反垄断法》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凸显执法困难的问题。对腾讯封禁抖音行为的分析显示:虽然腾讯可能在即时通讯市场和短文字社交市场中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其限制抖音外部链接转发的行为也符合拒绝交易的行为特征,但该行为可能并不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不属于《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互联网平台限制竞争的行为在多个层面冲击既有的反垄断分析框架。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草案为我国规制互联网平台限制竞争的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制度检讨及路径优化

我国建立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定位是以自我审查为主要实践路径的行政机关内部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这其实只是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权力内部运行机制中的具体展开和实践体现,而非创新之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文本规范呈现出严重的同质化倾向,且实践模式单一僵化,无法形成有效的外部化约束,预设的制度效果难以期至,确有反思与检讨之必要。在考量现行制度的基础上,应重新审视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在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适时将其拓展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监督机制,并内化至现行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约束机制之中,从整个法治体系层面优化其实践路径并不断完善外在保障机制,从而以最低的治理成本获得最优的竞争效果、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