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证据视角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问题研究

刑事证明标准要求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司法中,如果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则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由于电子证据自身具有高科技性、脆弱性等特殊性,同时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本身也存在轻微灵活性,电子证据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存在一定影响。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电子证据的应对策略方面,应当区分客观性要素层面与主观性要素层面的应对策略,对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充分认定,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死刑量刑中的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在死刑案件的量刑上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有助于减少冤假错案、充分的保障人权。从死刑量刑的证明标准上看,任何证明标准的运用都是为了保障人权,减少错误,但是,死刑量刑的情节存在差异性,对于不同的量刑情节的证明标准应当存在差异性,而不能单一的运用任何一种证明标准。因此,从死刑量刑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的视角审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之运用的不合理性,从而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证明体系。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已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将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瞩或赠与5类情形列入可“排除合理怀疑”范围。同时,“排除合理怀疑”也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但是,行政诉讼中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依据是什么?哪些类型案件可以适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什么?本文试对上述疑问作出回应。

民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反思与修正

2015《民诉法解释》第109条确立了层次化的证明标准体系,但规定过于简陋,同时缺乏程序制度的适配,肇致司法实务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出现适用标准分化、适用场域泛化和适用过程模糊化等问题。其成因在于立法规定不清、相关概念内涵不明以及对当事人程序保障不足。反思我国民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须从理论上重识其必要性与正当性,厘清刑民之分,进而在证明度上精确界定。藉此,修正图景应当从程序适用和程序救济两个维度展开。程序适用上既要发挥现有制度的应有功效,也要统一司法实务的认定方式,此外辅以法官须释明公开心证的要求以确保当事人的程序权益。程序救济上应当赋予当事人程序异议权、上诉权和申请再审的权利。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探讨

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乃至诉讼法领域中的基本问题.2015年2月4日开始,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9条的规定,一些民事案件适用于“排除合理疑虑”的证据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待证事实,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自从发布了这一法律解释,我国的法律实践者和学者开始积极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一些学者赞同,而另一些学者则持批判的态度.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观点,并进行了评析,旨在深入探讨其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

司法责任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厘定

作为法官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界定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司法责任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当下,此类标准愈发成为管控审判权能、健全审判流程,以及保护正当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基于此,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界定必要性的探讨,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与这一标准适用的具体要求,以主体、内容和合理性三个方向的讨论为切入,或可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中的明晰提供较可取的路径参考。

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评析

《民诉法解释》第109条针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或赠与的事实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区别于一般案件的"高度盖然性"之标准。这一规定错误理解了域外国家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理论,混淆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拔高此类事实之证明标准的所谓"系根据实体法的立法意图"、"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保障交易安全"等理由,实际上均难以成立。在实践中,该标准的适用将会不适当地增加受害人或权利人的证明难度,并对相关民商事活动具有负面的导向功能。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

2012年《刑事诉讼法》通过对"确实、充分"加以解释的方式间接地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二者结合的实践运用除了需要面对传统的适用困惑,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式的实践挑战。法律规范的简单引入和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并非等量概念,而这种适用中的差异和差异中显现的问题,却容易在同一"标签"的掩盖下为继受者所误读。就我国现状而言,"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的结合适用还存有配套制度、诉讼规则和体系化建设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其中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应当成为我国证据制度建设的头等要务。"排除合理怀疑"的远期前景是在诉讼和证据规则的完善基础上充分吸纳其理论内涵。当下我们能够着力解决和亟须面对的,是其作为一种证明方法所应当做出的适应与改变。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司法适用

刑事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引入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将之作为原有证明标准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我国法律语境下的排除合理怀疑是对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解释;既是对证据确实性的判断,也是对证据充分性的评价。运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应当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应当与"疑点排除"的中国经验相结合;还应当落实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论中国刑事诉讼定罪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视角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作为证明标准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说明。文章阐述"排除合理怀疑"在英美法系中的适用情况,探讨合理怀疑的概念和适用规则,结合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相关规定,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与刑事诉讼其他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提出我国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存在不同层次性的观点。同时,文章还试图分析现行审判模式下的证明标准,以及审判工作中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论证图表分析方法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后,司法人员必将面临如何适用这一证明标准的难题。对此,可以运用非形式逻辑下的论证图表分析方法加以解决。这种方法对于司法人员来说是一种科学、简便的证据分析工具,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在论证图表分析方法中,关键之处在于针对图表中的各个论证提出批判性问题并予以合理解答,同时对与结论相反的信息和证据进行调查。另应在论证中添加隐含的前提,并将论证层次完整地展示出来。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合理定位及实践意义探讨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采用何种证明标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从目前实践来看,已经出现了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呼声和做法。本文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英美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以及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情况的实践考察,揭示了两种证明标准在功能实现上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一种辅助性证明标准的观点,并阐释了其实践意义。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美国的解释与运用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解释本身存在不周全、不妥贴之处,而且多种解释并存,这造成了事实认定者理解的偏差。在陪审团指示中犯罪构成要件的细化和客观化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提供了方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犯罪构成要件提供了现实的度量,规范了证明的结果。

刑事证据印证模式下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胡某职务侵占抗诉案为视角

刑事证据的相互印证作为收集、审查、核实、认定证据从而指控、证明犯罪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但在具体刑事案件中,相互印证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排除合理怀疑,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认定标准,司法人员自由裁量且做法也不尽统一,导致在证据条件相似情况下,作出不同的刑事判决。为此,应当明确刑事证据印证的标准,从而有效排除合理怀疑,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论我国证明标准之“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与适用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认为合理怀疑应该是根据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和经验推导出来的,当法官可以排尽合理的怀疑时,才能定罪判刑。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以及"排除合理怀疑"的优势,促使这一证明标准在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中得以体现和运用,应理解这一证明标准的内涵及研究在司法实践中使之发挥最好的效果。

论“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理解与适用——兼谈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新刑诉法)第53条从三个方面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做出解释,并引入"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对此,本文将结合新刑诉法第53条及相关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进行解读,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内在涵义,同时对"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的理解与适用及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问题进行探讨。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根据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之一。而"排除合理怀疑"是源自英美法系中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那么我国的新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与英美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是否含义相同呢?对我国新刑诉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又该如何理解呢?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发源于英美,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予以吸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补充,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一直存在着争议,如何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这一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为保障"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效运用,在实践中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和诉讼规则。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研究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标志性表述,它是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是其最严格的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具有表达形式的主观性、实质追求的客观性以及反证和逆向思维的特点,体现出认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排除合理怀疑”可以使我们从全新的视角来考量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对我国诉讼证明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诉策略的运用及设想——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为标准

公诉策略是检察官经法律价值判断运用公诉权对犯罪嫌疑人追诉犯罪,为控制风险在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根据案件情况设计和采用的战略、战术。公诉策略为实现公诉权的价值追求提供解决办法,在公诉实务中意义重大。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公诉策略的选择和应用提出了新挑战也提供了新机遇,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迎接挑战把握机遇,继承和发展公诉策略的优势,更好的完成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