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比较法视角检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程序性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新近《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立法难免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本文以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为视角,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规定的立法内容,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内容进行准确认识和解读,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困境与出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对于此前零散的立法规定无疑是进步的,但是其在排除范围、排除程序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不利于实践运用,加上缺乏系列配套制度,以致应有的效力大大减损,有待进一步探讨完善。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与刑事情报适格性的思考

根据刑事情报的诉讼价值体现与诉讼法律制度的联系,立足于公安边防刑事侦查工作实践,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就刑事情报与刑事证据的关系,证据适格性是情报转换证据的关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情报适格性解析几方面,对刑事情报的证据转换进行初步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瑕疵探析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赢得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赞誉,但是在我国多年的惯常司法实践和既定司法体制下,应冷静省思该《规定》在文本本身和司法实践比对中出现的诸多实体性规则瑕疵和程序性规则瑕疵,以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文本规制上取得更大程度的认同,在实务上践行效用更优。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的影响与对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施行以来,庭审工作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给检察机关自侦办案带来的考验,努力做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不减,办理贪污贿赂案件的质量上升。

现有法律框架内疲劳讯问的规制及口供排除——以两院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为例

疲劳讯问通过剥夺被讯问人的睡眠,对其施加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迫使其作出非自愿的供述,严重侵犯被讯问人的权利,违反了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规制疲劳讯问,应当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解释法律加以解决。两院三部颁布的《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为禁止疲劳讯问和排除相应口供提供了空间。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包括《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在内的现有法律规定,可以对连续讯问的时长进行限制,将连续讯问的一般时间周期统一规定为24小时。此外,可以明确疲劳讯问取得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且对重复性供述以"原则+例外"方式加以排除。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许多方面做了突破性和创新性的规定,发展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也存在有关规定略显粗疏、排除证据的范围较窄、重复供述排除条件不合理、审前证据把关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证合法性证明的有效性存有质疑等缺陷和不足。充分认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突破与局限,客观评价此次立法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和完善建议,诸如明确并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扩大律师诉讼权利、设置更为科学合理的调查程序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背景下的庭审翻供问题研究——对2011—2013年655起案件的实证考察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后近三年庭审阶段655起翻供案件为样本做出考察,重在讨论公诉机关与法官在面对被告人翻供时所呈现的复杂策略与态度。通过考察发现,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被告人有效辩护提供了契机,但实践表明法官在证据采信、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等方面仍有失公正。司法层面上翻供现象的逐步消除,不能只依赖立法的完善,更需要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一系列配套措施与外部条件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新发展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细化、扩充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初步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重大程序性违法获取的供述如何处理予以明确。与此同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予以完善,一些规定具有突破意义。《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实体性规则存在不足,对一些争议问题没有规定,一些规定仍然较为模糊,实践中可能会存在争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修订是有必要的,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修订规则时,应当反思规则修订的具体方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发展

借助相关规定和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断完善。但长期以来,仍存在"界限模糊"和"排除范围不明"等问题,导致司法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认识和定位上不明确,做法上出现了"不想排、不能排、不敢排、不会排"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扩大了非法证据规则的排除范围,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及其例外,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对推进和引领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目的,防范冤假错案均具有重要意义。

对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相关法律规定的评议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特别程序突破性地为刑事和解开辟了新的进路。界定适用和解特别程序的案件范围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但该范围目前还不清晰,因为该特别程序在《刑事诉讼法》、《公安部规定》层面上存在正当解释和合法适用的问题,包括"民间纠纷"、量刑幅度类别、例外条款的理解和《公安部规定》排除式规定的商榷。实际上,《公安部规定》对《刑事诉讼法》具有排斥性,与该特别程序的包容性不符。

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需要和必然产物。该《规定》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程序,奠定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础。《规定》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规定了审查程序的启动、举证责任的分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具体制度。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的合理性分析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为了完成其迅速而有效地解决争端的义务,在DSU没有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做出任何规定的情形下,在判例中基本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同时,也发展了一些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标准。遗憾的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实践表明,他们并没有严格遵守其形成的相关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其形成的相关标准也缺乏合理性: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忽视了实质公平,在WTO审理实践中容易被滥用;例外规定与排除规定之间存在区别的分析多此一举;重要性等级标准缺乏合理性及例外规定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既没有法律依据,其合理性也受到质疑。这必然削弱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因此,对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形成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标准实行必要的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

行贿罪立法中的排除性规定

行贿罪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二者并不形成对应关系。只有将"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属性统一到"主观要件"上,才能实现行贿罪构成要件的周全性。只有当主观上不具备行贿的意图,客观上没有实施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贿赂的行为及其结果,才能不按行贿定罪处罚。《刑法》第389条第三款的规定应修改为: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论我国遗产范围立法的完善

值此我国《继承法》正被修改之际,提出修改、完善立法的建议:遗产范围涵盖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观点,不符合我国民众对遗产内涵的理解和我国法律对遗产界定的传统习惯,故不宜被采纳。对于立法模式的选择,宜采取正面概括与反面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删除现有对财产种类的列举性规定,新设反面的排除性规定,同时明确被继承人之人身专属性财产的除外地位;对于遗产的性质界定,应删除"合法"二字的限定词,补充财产占有也属于遗产的范围;对于遗产范围的具体内容,应当增设不完全遗产的一般规定,专门明确其概念,然后分别在遗产分割和必遗份(或特留份)制度中具体规定不完全遗产的主要内容,包括归扣或扣减的主体、标的、免除及方法等。

谈新形势下的审讯理念

我国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了具体的界定,也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它不仅对侦查办案机关,特别是办理刑事案件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证据标准;更有力地遏制了冤假错案的产生,并对以往的某些办案规定及审讯理念产生了巨大的撞击。从现实意义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既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法制化、精细化的表现,也是维护与保障人权的一项社会进步的体现。

我国声音商标注册与保护的法律研究

声音商标在欧美等国于20世纪已开始普及,在我国,声音商标于2013年《商标法》修正中正式进入司法实务领域。声音商标与传统商标最大不同在于其无形性,要借助载体传播来被大众感知,不可见的特质也让其必须与所代表的商品或者服务产生密切的关联来使消费者能区分来源。目前在注册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其显著性如何认定,根据常用的固有显著性还是依据通过使用获得了第二含义从而拥有显著性,在实施条例与审查标准中对于两者具体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规定的不够明确;保护方面焦点问题在于声音商标与在先音乐版权的冲突如何合理解决以平衡双方利益。将域外的立法与我国实务、学术界的标准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对声音商标注册与保护等方面提出建议会更合理、客观。

论重复自白排除规则的完善

通过分析21例重复自白排除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法官通常仅排除被告人的一部分重复自白,很少全部排除。在普通刑事案件中违法取供行为主要为刑讯逼供。在重复自白排除的证明程序中,同步录音录像发挥着重要作用,重复自白被采纳的主要原因是自白具有任意性,但同时也存在着证明责任错位等问题。为了更好的平衡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与打击犯罪的需要,应当重塑重复自白排除的功能,实现从任意性保障到威慑理论的转变。应当扩宽违法取供的行为范围,明确监察阶段的调查行为也应当被纳入规范,完善重复自白排除的证明程序。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内容及效力

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源自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维持的基本法理。这种限制或排除,既有对继承人主体范围的限制或排除,也有对股权继承份额能否分割的限制或排除。但无论如何,其限制或排除的只能及于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不得及于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从限制或排除的时间上看,原则上应当限于自然人股东死亡前订立的公司章程,而不及于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形成的公司章程。对于限制或排除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以及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制定的公司章程规定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一般应当认定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