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阶段非法言辞证据排除难问题研究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被规避和搁置的问题,庭前会议也存在程序虚置、程序启动艰难、排除效果不佳、裁判文书模糊处理等问题。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法官的真实效率理念、确定无疑心证要求、避免孤立的心理;控方积极追诉,反驳证据异化行使以及审判监督,给法官带来潜在压力,加大排除难度;辩方初步举证能力不足,程序门槛过高,减损其提供有益信息的能力;裁判结果的社会可接受度依然有限,民众的程序价值理念尚未完全树立。因此,未来需要发挥法官的重要作用,对于法官要树立程序刚性和程序观念;对于控方要加强法庭控制、树立审判权威;对于辩方要适度关照、提升能力;对于民众要加强说理和善于引导。

“名禁实允”与“虽令不行”:非法证据排除难研究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受到来自排除规则本身及其运行环境的双重羁绊。对非法证据的严苛界定,对瑕疵证据的泛化解释,对重复取证的立法宽容等,使得在规则层面上"排除成为了例外"。而在"亚法治秩序"之下,在不适当的诉讼理念、诉讼构造、诉讼方式的影响下,即便是"排除成为了例外"的规则也没有得到公安司法机关充分的需求回应,立法预期与实践操作差距较大。当前,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与实施,除应建立起对规则的理性期待并合理调整规则的内容外,关键在于法意识形态的转型及刑事司法权力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