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重构——以《刑事诉讼法》第56条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第56条无差别地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诉讼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但从实践面向出发,审前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缺乏规范性与实效性,在操作层面也异变为检警重塑证据的把关程序。因此,有必要以检察机关为切入视角,探索审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差别化程序。立足于我国检察制度的内部职能划分,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是符合政策导向的特色检察制度,建立“以派驻检察为重点,以巡回检察为抓手”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有诸多益处,尤其能够在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完善诉侦衔接、实现检察机关内部制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出发点重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可以打破适用于审判阶段证据排除的传统模式,重释其功能定位与规制重点,创新性地激活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扩张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场域。

现有法律框架内疲劳讯问的规制及口供排除——以两院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为例

疲劳讯问通过剥夺被讯问人的睡眠,对其施加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迫使其作出非自愿的供述,严重侵犯被讯问人的权利,违反了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规制疲劳讯问,应当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解释法律加以解决。两院三部颁布的《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为禁止疲劳讯问和排除相应口供提供了空间。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包括《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在内的现有法律规定,可以对连续讯问的时长进行限制,将连续讯问的一般时间周期统一规定为24小时。此外,可以明确疲劳讯问取得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且对重复性供述以"原则+例外"方式加以排除。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促进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中央审议通过规范性文件对这项任务作出了细化规定,其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理念、把握非法证据范围、规范讯问行为、处理侦诉辩审关系等方面具有深刻影响。公安机关应在厘清"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从这些方面综合着力应对。

论法院难以排除非法证据的深层次困境

尽管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技术上日臻完善,但是影响其贯彻落实的运行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就刑事庭审的功能而言,我们很难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找到用武之地。一方面,我国独有的公检法关系以及以审前程序为重心的刑事诉讼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辩护方很难通过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来彻底颠覆检察机关的指控。即使辩护方偶尔通过强有力的证据促使法院排除非法证据,也难以改变被告人最终被定罪的命运。另一方面,在法庭调查流于形式而且审理与裁判相分离的情况下,再加上刑事审判对事实真相的过度追求,被寄予厚望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然有可能像以往那样,再次无法逃脱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

我国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主体地位之理论证成

支撑西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有司法廉洁说、违法行为阻却说以及宪法性权利保障说。中国的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其和法院一样具有保证司法廉洁的责任;中国的检察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检警分立的模式保证其能客观中立地履行侦查监督,阻却违法取证;随着人权入宪及其在新刑诉法中的确立,中国的检察机关被赋予了"监督官"与"保民官"的双重角色,给予民众宪法性权利保障与救济。另外,基于实现非法证据的彻底排除,提高审判效率和司法公正,内化于本土诉讼程序中的检察机关作为排除主体也具有理论证成上的逻辑自洽。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与出路——以非法言词证据为中心

鉴于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正当性,这也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重要内容。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定位模糊,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被告人滥用诉权,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缺乏监督等。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推动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的完善。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建立检察官排除非法证据的激励机制,扩展其发现非法证据的渠道,完善预案机制等措施,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许多方面做了突破性和创新性的规定,发展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也存在有关规定略显粗疏、排除证据的范围较窄、重复供述排除条件不合理、审前证据把关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证合法性证明的有效性存有质疑等缺陷和不足。充分认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突破与局限,客观评价此次立法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和完善建议,诸如明确并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扩大律师诉讼权利、设置更为科学合理的调查程序等。

排除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启动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实施的关键在于立法是否配置一套合理的调查程序,而合理调查程序的设置评价标准之一就是该程序能否被适当地启动。研究调查程序启动的主体、启动时间以及启动时所附随的证明责任是确保调查程序被合理启动的最为重要的环节。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调查程序启动中存在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应结合有关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不可能的任务: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体现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进步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对于当下的我国来说,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注定要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一方面,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缺乏重个人、重保护、重程序的文化观念土壤,高发的犯罪态势所催生的维稳现状给侦查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规范规定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侦查机关不可能自我排除,而检察机关的监督又无法落到实处,这也成为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严重障碍。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型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该制度必将成为一朵奇葩绽放在我国刑事法领域。

监察调查与刑事侦查排除非法证据立法模式审视

在监察体制改革逐步深化背景下,证据收集活动对监察委准确高效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性凸显,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衔接中的证据排除适用也是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之一。比较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立法,调查活动与侦查活动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模式存在明显差异。非法证据排除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规则立法,规则严格法定、发挥监督、制裁和保障功能是其在当前刑事司法中的特点。但审视监察法的证据规定,不仅立法内容偏少,而且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范围模糊、权力行使与责任承担不够清晰、内部监督成效不明显等问题。比较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模式和监察调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模式的差异性,促进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良好衔接,从而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实现公正司法目标。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论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对刑事案件发回重审的影响

多次、反复、随意发回重审问题一直是中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增加了需要发回重审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包括:二审法院对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不予理睬应当发回重审;二审法院对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不置可否,而实际上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而二审法院认为应当排除的,取证行为严重侵害被追诉人宪法权利的情况下,应发回重审;一审法院支持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而二审法院认为不应当排除的,一审法院没有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情况下,案件应发回重审。对此,检察机关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外部的联动沟通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程序合法性的监督以及法院可能滥用发回重审裁量权的监督。

对我国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限制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然而纸面上的规则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的发挥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思考

阐述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作用及存在的司法困境,并拟设计具体的操作程序,增强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发挥检察监督作用的可操作性。

论重复性供述的裁量排除——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

重复性供述的例外情形将导致刑讯获得的供述实际上难以排除,无法真正实现抑制警察刑讯逼供的立法初衷。通过分析裁量排除的理由及现实可行性,建议司法机关在综合考虑警察是否故意规避、供述的真实性与重要性、嫌疑人自身的因素和案件本身的性质、后续供述与刑讯的联系等因素的基础上,裁量决定是否排除,从而实现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的平衡。

论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设计和范围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做了较大的修改,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序等方面都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吸收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精华,在诸多方面细化和完善了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包括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范围、程序以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等。

对中美排除非法证据若干程序的比较与评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亦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从比较法视角,对中美两国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内容进行对比与评析,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和反思,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论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下的有效辩护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出台,为排除非法证据辩护带来了良好的司法环境,我国虽没有正式确立有效辩护的规定,但是引入有效辩护理念有利于辩护律师恪尽职守,充分保障非法取证案件中被告人的权利救济。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新规则申明了律师进一步可辩护的范围,中国司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证明我国确有引入有效辩护理论的必要,辩护律师应协调当事人和法院做好配合工作,在具体排除非法证据程序中实现有效辩护。

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分析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增加了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自2013年新规定实施以来,围绕着侦查阶段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这一课题,司法机关和学界都展开了探索和讨论。对于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学界提出了质疑。为了从回应学界的质疑,故立足于我国国情,从立法理由、我国司法权力配置和侦查行为合法性获得的角度,为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提供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