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后控制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合法性的调节效应

主并企业对被并企业的控制会影响并购绩效,而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并购的态度即并购合法性会对并购后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基于123个样本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主并企业对被并企业的非正式控制程度对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而正式控制程度与并购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并购的外部合法性对并购后正式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并购的内部合法性对并购后非正式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后决策以及如何实现并购目标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欧盟的企业并购控制政策及其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升级直接推动了欧洲企业并购浪潮的兴起。欧盟的企业并购控制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其直接目的就是为欧洲的企业并购创造一个统一而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从而推动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本文详细介绍了这一政策的产生原因和政策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欧盟企业并购控制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影响。

欧美并购控制法实体标准比较研究

实体标准是整个并购控制体系的核心 ,也是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欧盟最新并购控制立法确立的“严重妨碍有效竞争”实体标准与美国奉行的“实质性减少竞争”标准一样都反映着并购控制的本质。欧美采取大同小异的并购实体标准有利于推动国际跨国并购审查结果的一致性 ,促进并购活动的发展。我国应确立“严重妨害正当竞争”实体标准并配套颁布并购评估指南 。

论欧盟并购控制法的权力分配机制

欧盟作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处理欧盟与成员国关系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在并购控制领域,欧盟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确立了明确、透明、灵活的权力分配机制。阐述欧盟并购控制的权力分配原则及分配标准,进而介绍并购控制的移送管辖制度,最后对新并购条例管辖权分配机制运行状况进行评价。

欧盟并购控制效率抗辩问题研究

欧盟立法很早就涉及到效率问题,但直到2004年新并购条例和横向并购评价指南的实施才明确承认了效率抗辩。欧盟效率抗辩的条件包括效率必须是可证实的,必须是并购所特有的,必须惠及消费者。我们应该借鉴欧盟的做法,积极构建以《反垄断法》为主体,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规章为补充的效率抗辩制度。我国目前还不宜采用消费者福利标准,而应该采用加权剩余标准。

基于资产管理的金融控股集团并购与控制策略

自2006年"十一五"规划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以来,中国金融业态已发生巨大变化。从最初的完全混业,经过分业经营,目前已经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和相互参股方式,以及局部业务和产品的交叉经营,实质上形成了综合经营。但是目前金融产品、服务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金融同业竞争日益激烈,金融各业利润空间不断缩小。因此,如何提升综合竞争力,增加利润增长点是每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企业并购控制反垄断审查中的效率考量

在企业并购控制反垄断审查中效率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要素,在反垄断实践中对效率要素的考量经历了从效率冒犯到效率抗辩这样的演进过程,本文分别对效率抗辩在横向并购和非横向并购控制中的应用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本文认为非横向并购中对效率的分析原则应当不同于横向并购,可以考虑对非横向并购竞争效应的分析采取一体化的处理方法,采取无罪推定假定,假定效率天然存在,非横向并购是有益竞争的,仅当反竞争效应非常明显,大到足以抵消效率时,才对这样的非横向并购予以禁止。

同一控制下企业并购动机与绩效研究——以三花智控并购三花汽零为例

以三花智控并购三花汽零为例,通过事件研究法对其市场反应绩效进行研究,同时分析其并购前后的财务绩效,并进一步从产业整合、整体上市以及协同效应三个方面对此次并购行为的动因加以分析。研究发现,三花此次的并购事件,不仅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更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提升。在得到了市场认可的同时,也使其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提升。

数字平台并购控制的“结构推定”研究

“结构审查”是反垄断并购控制的基础措施,结构审查的结构推定弱化会增加并购控制反垄断执法失效的风险。由于数字经济具有内在的高集中市场趋势和强可维持市场势力,面对数字平台的扩张性并购和竞争损害风险,我们应强化结构推定审查,以维护市场竞争。目前,我国反垄断并购控制政策没有引入“结构推定”并建立量化的结构审查标准,结构审查的模糊性和宽松适用降低了并购控制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数字平台并购控制政策应强化结构审查和引入“结构推定”,明确企业并购结构审查的量化标准并完善效率抗辩程序保障。

重构数字经济并购控制政策研究

大型数字平台的并购对市场竞争构成严重的威胁,但面对数字平台并购浪潮和个性特征,反垄断并购控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执法不足,显现出较高的政策失灵风险。因此,需要重构数字经济反垄断并购控制政策,以有效控制数字平台的大规模并购。数字经济并购控制政策重点是:完善企业并购申报制度,建立复合型申报门槛标准;强化结构审查和结构推定;创新竞争损害理论,引入“创新损害”理论和“潜在竞争损害”理论;实施更为严格的非横向并购审查;严格并购效率证据标准并将证据责任主要由并购企业所承担;实施以结构救济为主的动态优化的并购救济措施。

论政策的灵活性——关于并购的反垄断控制

企业并购有利于企业规模的形成,也容易导致垄断。反垄断法对并购的规制需要借助具体的并购控制政策来实现。中国的市场运行情况、法治发展水平、企业并购自身的特性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并购控制政策应该是灵活性的。通过各种合理的途径实现灵活性的并购控制政策,使具体控制政策与反垄断法的原则性指导相互协调运行,更加合理地规制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企业并购行为,不仅有益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培养,而且有利于法律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动机及财务风险控制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是在利用中国市场,扩大海外市场、巩固并提升竞争力、掌握先进技术的需要等的动机下产生,但是跨国并购行为伴随着并购财务风险的出现,根据融资风险、支付风险及整合风险做出相关控制举措,积极扩展融资渠道,合理安排融资结构、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制定合理有效整合计划,积极推动整合措施。

欧盟并购控制实体标准及其演进逻辑分析

一欧盟并购控制实体标准的演进概述考察欧盟并购控制法律制度发展历程,可以将欧盟并购控制实体标准的演进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1973年之前无具有约束力的并购控制实体标准二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建立起了自己的反垄断法律制度。

浅谈企业并购内部控制体系构建

企业并购是高风险的战略投资活动，风险贯穿于并购活动的始终，因此对整个并购活动实施内部控制和建立合理的内控评价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内部控制理论为基础，探索构建一套较为完整的并购风控机制，规避和控制并购活动中的风险，保障并购价值的实现。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控制研究

本文首先对并购财务风险的概念、动因、类型及相关基础理论进行阐述,然后对并购重组过程中的财务风险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最后,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企业应对并购财务风险的控制措施。

浅谈企业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及其控制

本文主要对企业并购中的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有效的控制手段,旨在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性意见,促进企业的稳定运行。

《融资、并购与公司控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深入，随着加入WTO后中国企业面临竞争的不断加剧，中国势必迎来企业并购重组的高潮。资本运作是异常复杂的商业活动，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可起到事半功倍、迅速将企业做大做强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运作的失败也可能成为诱发企业管理危机或财务危机的导火索。

“长远之计”还是“救命稻草”?——基于思美传媒频繁并购的案例分析

近年来,资本市场上的并购问题层出不穷,企业通过持续并购实现业绩快速的增长同时,也形成了高额商誉,为企业业绩持续性增长埋下祸根。这不禁令人质疑,并购对企业而言到底是长远之计还是救命稻草?文章以传媒业的思美传媒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频频并购下,业绩"V型"反转并猛涨背后的原因和风险。

隐形的手:政治基因对企业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后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否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基于路径依赖理论和企业基因理论提出了政治基因对并购控制倾向的影响。采用中国沪深两市2003～2009年企业并购数据，对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政治基因越强，并购过程中的控制倾向越明显，而这种非理性的控制倾向对企业并购绩效具有消极作用。考虑到主效应的非线性特点，通过第二调节作用图呈现了被解释变量整个概率区间内主效应受到市场制度环境的部分负调节和组织冗余的负调节。本文的价值体现在：理论上，识别了“历史”会影响企业的“现在”，扩展了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因素系列研究的历史维度；实践上，为中国制度背景下优化企业理性决策提供了有益的管理启示。

欧盟2019年《数字时代竞争政策报告》

一、背景Vestager竞争专员委托我们研究竞争政策在数字化时代应该如何发展,以确保能持续地促进有利于消费者的创新。本报告结构如下:首先,我们梳理了数字化时代市场的主要运行方式(第二章)。接下来我们分析了数字化时代欧盟竞争法的目标以及应该适用的方法(第三章)。此外,报告讨论了竞争规则对平台(第四章)与数据(第五章)的适用,并分析了欧盟并购控制规则是否需要革新(第六章)。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我们通过本报告提出了一般性建议,由于数字服务非常多元,不同竞争方式的竞争法适用仍需个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