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控制层级、CEO政治关联与代理成本:来自国有发电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笔者以国有发电公司为样本,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CEO政治关联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CEO政治关联会显著增大代理成本。其中,央企CEO政治关联会显著增大隐性代理成本,而地方国企CEO政治关联会显著增大显性和隐性代理成本,且其对代理成本的增幅明显大于央企,说明国企普遍存在的CEO政治关联加重了代理问题。

政府控制层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来自中国地级市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7年—2011年的地级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我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制为制度的背景下,考察了政府控制层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压力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GDP增长率为地方政府政绩衡量指标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确存在着显著影响。当地方政府面临政绩考核压力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销售调节和可操纵性费用的方式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进一步来看,较之中央政府控制企业而言,GDP增长率与地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显著相关。本文研究证实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支撑了改进我国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方式的必要性。

产权特征、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定价--基于沪深A股的经验证据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有效性直接影响到了审计范围与审计成本,进而影响审计定价。文章以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审计定价的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相比于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审计定价更高,且这一结论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相比于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审计定价更高;相比于家族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非家族企业审计定价更高。基于政府控制层级与家族控制视角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丰富了既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与审计收费政策提供了一些参考与启示。

政府控制层级、商业信用与信贷资源配置

2006~2015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不同行政级别政府控股企业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融资上的差别,存在地方国企获得的银行信贷多于央企,地方政府层级越低,干预银行信贷决策动机越强烈,帮助其控股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越多;相对于地方国企,央企的商业信用融资成本更低,央企更倾向于通过商业信用获取资金;信贷歧视对公司业绩存在负面影响。这一成果丰富了银行差别信贷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信贷资源配置行为的制度根源。

混合所有制、政府控制层级与企业费用粘性

以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背景,基于沪、深两市2009-2016年间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政府控制层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央企的费用粘性比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费用粘性要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不同政府控制层级下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费用粘性抑制作用更强。此外,对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央企而言,在其内外治理机制较差的情况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费用粘性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而在内外治理机制较好的情况下抑制效果则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宽了费用粘性的研究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我国国有企业费用粘性居高不下的情况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对市场化进程推进与高管持股比例提升在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所引发的经济后果的认知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了吗?

基于2007—2014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笔者探究金字塔结构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并剖析上述影响在不同的控制政府层级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金字塔结构层级的延长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但上述影响在中央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上述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层级过度冗长所诱发的委托代理问题,显著抑制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笔者基于权益资本成本视角,考察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延长对政府干预的缓解作用;本文研究不仅拓展了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与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经济后果的理论研究,而且为相关监管机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参考。

非国有股东治理、参与方式与国有企业创新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国有股东治理及其参与方式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研究以2008-2020年沪深主板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治理、高层治理和委员会治理三个层面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股权治理层面,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但在更深层次的高层治理和委员会治理层面,非国有股东可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委员会治理是非国有股东高层治理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路径。区分政府控制层级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推进力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对创新能力的正面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地方国有企业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有助于厘清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的具体路径,而且在实践层面上对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提升创新能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