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民主控制观:理论建构与思想挑战

波普尔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影响了他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人的有限理性致使以理性为基础的"人民的统治"在实践和逻辑上遭到了失败。波普尔认为人有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即是批判理性。在批判理性的认识下,民主只是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与批评。对此,波普尔提出了民主控制理论。民主控制理论受到欧克肖特、哈贝马斯等人的挑战。欧克肖特认为波普尔的批判理性没有摆脱经验,因而容易滑入意识形态的骗局。哈贝马斯则认为批判理性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助益,因为它不能增加人类知识,因此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理性来消除权力对人们生活世界的影响。尽管他们的批判不无道理,但并不能据此彻底否定波普尔思想的积极影响。民主控制理论提出对权力进行制度规约的主张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试论西方国家财政权的民主控制

为落实人民主权原则,防止发生"代理人危机",从而使国家异化为一种压迫的力量,由议会掌握国家的"钱袋子"是西方民主法治国家普遍的制度安排和宪法通例,具体包括议会控制征税权、预算权,以及独立的国家财政审计监督,保障纳税人财政知情权等。西方国家对财政权的民主控制,对我国财政法治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协商民主诉求及其价值

风险与公共危机是统一的连续谱,其治理面临着风险防范、危机克服、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关者参与、责任控制等诸多难题。在应对风险与危机的挑战中,一方面要求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另一方面,也更强调政治控制、民主控制的必要性。协商民主理论回应了这一治理要求,它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和界定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公共危机,促进反思性决策,提高治理的责任,拓展真实的民主。

农民合作社梯次民主现象研究

"民主控制"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列出的合作社七原则之一。随着我国合作社不断发展,核心成员控制合作社话语权的治理模式突破了这一原则。依据调研,成员享有的民主权利事项分为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选举理事长、制定章程以及对生产经营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四个层面,通过探寻不同层面上普通成员享有的和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发现在合作社内部,成员享有的和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呈现差异性,概念化为"梯次民主",梯次攀升,民主程度增加,成员享有的民主权利从"进出权"到"选举权",再到"决策权",权利范围逐步扩大,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随之缩小。目前,我国多数合作社仍处于低层次"民主梯次",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民主成本过高影响效率,资本主导合作社发展给予了出资人充分话语权,成员不"自为"与风险不共担。

文武关系与民主转型——印度尼西亚个案研究(1998—2014)

在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中,印尼结束了苏哈托统治的"新秩序"时代,开启了"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转型。1998至2014年,先后上台的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苏西洛相继对印尼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民主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进行文武关系改革,让这一支"政治的军队"变成"制度的军队"。本文以文武关系的变革为切入点,探寻"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民主转型历程,认为文武关系的变革不仅影响民主转型,民主转型也将影响对军队的民主控制。在实现对军队的文官控制的过程中,还必须加强文官控制的民主化程度。如果文官政府能够提供有效的民主治理,民主的规则和程序能够被广泛接受,暴力活动和政治斗争的程度较低。

民主治理与人类发展

全球化使贫富之间、南北方之间差距更大 ,世界更加碎裂和分化 ,也更加不公平。民主、自由与和平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使政治和政治制度促进人类发展和捍卫全体民众的自由与尊严 ,民主必须加以拓宽和深化。为了促进人类发展 ,必须建立起对全体人民完全负责的治理体制 ,使全体人民都能够参与影响其生活的讨论和决策。同时 ,为了培育民主、促进发展和扩大人类自由 ,还必须在全球决策中实现更多的参与和承担更大的责任。

社会成本的法律控制

该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社会成本的法律控制问题,首先论证了为何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社会成本控制,对此,该文侧重于从知识和价值的角度说明了社会成本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其次,论证了法律在控制社会成本时的两个转换,即民主方式的控制和权利方式的控制,并说明了二者发生和转换的机理。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可以归结为自我服务和民主控制两个方面。以满足社员利益为宗旨和组织发展导向的自我服务本质规定性及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民主控制本质规定性,曾极大地促进了合作社的早期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革,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正在发生漂移,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我国,并正在对我国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此,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合作社有别于其他组织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不必强制性干预这种漂移的发生,而应该鼓励合作社社员通过合作社章程自主选择是否允许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这种漂移的发生。政府部门则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引导本质规定性的漂移。

中国合作社政策与立法导向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促进建议书》对中国的意义

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社促进建议书》于2002年6月20日由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以下简称《建议书》)。它向世界各国政府系统地提出了支持和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与立法建议,其核心是建议政府给合作社提供一个支持性的政策与法律框架。可以说,它第一次确立了合作社促进政策的世界性标准。同时,为了保证支持和促进的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合作社,该《建议书》完全接受了国际合作社联盟1995年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所阐明的合作社界定标准,即合作社定义、价值与原则,因而也确立了合作社界定的世界性标准。本文是作者为论述《合作社促进建议书》对中国的现实意义而撰写的;其中着重指出,要在中国为合作社生长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必须澄清集体制和合作制的混淆。 作者在翻译《合作社促进建议书》(参见附录1)的同时,重新翻译了《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参见附录2),它比该《声明》过去流传的中译文更准确地反映了原文的涵义,现同《建议书》译文一并发表,以供读者对照阅读。为便于读者更深入准确地理解《建议书》的内容,作者还编译了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在审议《建议书》草案过程中与会各方提出的问题与观点(参见附录3)。

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土耳其军政关系探析

土耳其的军政关系在中东国家具有典型性,历史上曾四次成功地干预政治,在扮演了政治稳定器和监护作用之后,最终还政于文官政府,这是土耳其军政关系的独特之处。就现实图景和未来走向而言,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实现了文官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土耳其军政关系已经发生了完全的逆转。然而,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该问题。一方面,土耳其军队干预政治的制度环境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该国军政关系短期内发生逆转和军人干政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若是考虑到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土耳其军政关系的“钟摆现象”和动态平衡依然会存在。

立法要体现合作经济的性质和特点

不论是综合性合作社还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是合作经济的具体形式，其立法都要体现合作经济的性质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

土耳其的入盟之路与国内文武关系

近年来,文武关系理论在中东欧国家处理文武关系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土耳其在1963年就同欧共体签署了联盟协议。然而由于土耳其没有执行《哥本哈根标准》的政治标准,因而欧盟没有给予土耳其具体的入欧谈判日期。在《哥本哈根标准》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土耳其对军队的民主化控制。

责任政府的理念

责任行政理念是伴随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产生的。民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政府只有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法的。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责任政府理念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加以满足，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意味着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责任控制机制．意味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等。

宪法的两种逻辑、两类规范与两重效力

宪法实施的概念和路径争议,关键原因在于我们对宪法发挥效力的逻辑基础的理解有分歧。宪法是民主制度化的产物,又要通过民主制度和权利体现人民的地位,由此产生了宪法的两种逻辑,分别是民主逻辑和法治逻辑。它们为宪法发挥效力提供基础,形成两种效力,分别是在过程中的效力和校正性效力。宪法建立民主形式并控制民主过程,首先是对行为的约束,作为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引导和激励政治活动参与者,然后才是对行为的评价,作为规范校正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宪法之内也形成了两类规范,即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前者体现为与政治活动参与者的互动关系,后者依赖司宪者的适用。宪法通过两种逻辑、两类规范、两重效力控制民主,它体现了宪法实施的任务与形式。

《教授的房屋》：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的身份危机

薇拉·凯瑟《教授的房屋》介入当时美国社会的民主话语论争,从"替代"角度刻画了国家、公民和知识分子三个层面的身份焦虑。小说中的替代关系包含"替代"和"被替代"两个方面:"替代"指美国在国际舞台对欧洲领导角色的取而代之,"被替代"焦虑包括群体层面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新移民浪潮的恐惧以及知识分子在民主实践中领导权的丧失。

论合作社资本报酬上限的立法设置

迄今为止,中外合作社“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立法的通行模式,是给资本报酬设置一个“数值”上限,但该模式的突出弊端是不利于合作社融资。从应然角度看,由于合作社资本的基本角色是充当合作社生产要素,合作社资本报酬在性质上属于合作社使用这种“生产要素”需要付出的“市场对价”,因此,合作社资本报酬的水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突破“生产要素使用对价”。这就为立法按“生产要素使用对价”设置资本报酬上限提供了内在根据。进一步看,立法按“生产要素使用对价”设置上限同样可以贯彻“资本报酬有限原则”,方便合作社支付市场化报酬以吸引投资,且一个合作社支付的资本报酬是否高于“生产要素使用对价”也存在有评判的客观标准。基于此,我国合作社“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立法应当以“生产要素使用对价”上限模式取代“数值”上限模式,即限制合作社资本报酬的数额超出合作社使用资本这种“生产要素”需要付出的“市场对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