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精神控制犯罪的司法困境及其对策

相对于刑法对常态性身体侵害犯罪行为的规制与评价,精神控制犯罪行为由于其手段等的特殊性,使得法律在规制过程中存在着行为定性难、相关犯罪事实与证据的认定难,以及“无法可依”的困境。对此,需揭示精神控制犯罪行为的本质,将其罪责置于相当位置;准确判定在其因果关系的成立及精神控制与损害程度,并参考心理学专业意见综合分析认定多类证据;适用法律时,现行刑法可评价的行为可直接定罪量刑,现行刑法无规定的内容或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及法规或需立法予以回应,行政违法行为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规制。

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其在刑法立法、刑法解释、罪刑裁量和刑罚执行过程中均存在利益冲突,需要进行利益平衡。而这种利益平衡的实现需要在立法上合理地确定犯罪圈的范围、优化刑法规范的表达方式;在刑法解释中建立民众参与机制,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司法上加强对法官裁量权的制约,保证个案裁判的实质公正。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视野下的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视角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现行《刑事诉讼法》及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平衡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程序设计上权力运行的失衡;错误拘留国家赔偿制度的掣肘;部分特殊立法缺失;立案、拘留、逮捕、讯问、搜查和扣押措施执行不规范。其主要原因是:立法层面——立法理念有失偏颇;体制层面——侦查权力配置上的错位;机制方面——警力配置及警察权利保护不足。应从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增加特别立法以及制定完善公安机关部门规章、规定三个方面入手。

新加坡控制犯罪成功经验对我国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启示

随着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的建立,犯罪作为社会各种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日趋复杂、多元,暴力和高智能化。以此看来,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措施尤为重要。新加坡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经验:严刑峻法,加强警力,严格执法,重教亲民等经验值得思考与借鉴。

展望控制犯罪与刑事诉讼形态——文化国视野下的理论展开

从世界刑事诉讼法发达史来看,国家形态与刑事诉讼形态,分别作为权力权利关系的政治表达与法律表达,具有必然的对应性。法制史上警察国、法治国、文化国的国家形态理论划分为刑事诉讼形态的展开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坐标与参照。归纳世界刑事诉讼法发展的经验,寻找刑事诉讼形态历史呈现与发展的逻辑,对于在人类刑事法治文明发展背景下认识与理解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刑事诉讼活动以及刑事诉讼形态的更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以法治国向文化国发展为预设逻辑起点思考与评价我国刑事诉讼发展进路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以刑事诉讼中权力权利平衡的文化国视野下,刑事诉讼在立法社会参与、控制犯罪的国家犯罪刑罚观、证明制度与程序规则都呈现出具体的发展动向。充分认识与把握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与逻辑,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在法治发展方面的"后发优势",才能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实现法治国家的建设。

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与控制犯罪

社会治安问题是党、政府以及全国人民所共同关注的，前几年，曾经设想争取在数年之内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有的同志甚至提出要恢复到五十年代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治安状况。

社会转型期控制犯罪的路径选择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大,另一方面犯罪这一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稳定的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在社会转型时期,采用何种犯罪,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构建反分裂与控制犯罪对策的综合治理体系

根据系统论、信息论、协同论、突变论和控制论的思想,针对新疆地区现阶段反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与暴力恐怖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其动态趋势,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和防范措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社会综合治理系统工程。这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从控制与防范的对策方面讲,主要由反分裂与控制犯罪的根本对策、基本对策、职能对策、重点治理对策和综合治理对策五个系统融为一体,互相渗透。

社会整合与控制犯罪

社会整合是社会学的理论之一。运用这一理论研究犯罪现象,探索控制犯罪的有效社会途径,可以为治理犯罪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思考角度。本文对此试作些粗浅探讨。社会整合与自由化社会整合属于社会自我调控系统,指社会调整、协调其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使之成为和谐的统一体系的过程和结果。这一概念包含文化整合、规范整合、意见整合和功能整合。所谓文化整合,就是规范模式的脉络相关状态。所谓规范整合。

防范与控制犯罪

防范与控制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它是整个国家、社会的任务。它包括消除一切犯罪原因、条件,铲除犯罪根源,以及最后从根本上消灭犯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综合治理就具有广义的防范犯罪的意义。刑事侦察学中的防范与控制,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包括:刑事调查;

用科技手段控制犯罪——一个值得注意的科研动向

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定,及时、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分子是十分必要的,尤其严惩那些本质恶劣、仇视社会、屡教不改的罪犯更是大快人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尤其是青少年),他们原本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公民,只是由于一时冲动,丧失理智而干出一些触犯刑律的蠢事来,一旦稍微清醒,已经罪成事实,追悔莫及了。对这些人,人们往往只能表示惋惜。这种没有犯罪预谋,也投有明确的犯罪对象。

学习邓小平控制犯罪的几个思想

通观邓小平关于控制犯罪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控制犯罪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双向控制”。这也是他控制犯罪思想的核心内容。所谓“双向控制”,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等等。

提升警察生产力——论我国控制犯罪思路的重构

我国目前实行的控制犯罪的单一反应模式,即犯罪增长导致警力增加,在科学性及合理性方面尚存疑点。随着现代警政哲学的产生,警察与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得到了全新的审视,因此,摆脱单纯依赖增加警察数量以控制犯罪的倾向,朝注重提升警察生产力、合理整合现有警察资源以有效控制犯罪的方向转变实属必要。提升警察生产力,在警察人力资源运用方面做出新的探索,是我国未来控制犯罪的重要技术策略。

犯罪预测与控制犯罪

犯罪预测与控制犯罪靳东祥（一）犯罪并不奇怪，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个人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既然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就必然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和联系；它又是一种个人现象，犯罪是通过个人的行为...

1968年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的历史考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与“伟大社会”改革都试图在遏制街头犯罪方面有所作为,但它们终究为历史洪流所挟裹,其中许多政策与举措反而令街头犯罪问题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诞生的《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治安立法。它打破了联邦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地方性治安问题的政治传统,通过为州与地方的警务机构、警察培训学校和科研院所提供财政资助,规范刑事司法诉讼、加强对窃听行为的管制、控制州际枪支贸易等方式,规范警察的行为、提高执法机构的效能,并由此成为60年代末以来美国社会治安政策体系的枢纽。《安全法》并未立竿见影地降低七八十年代美国的犯罪率,但终究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上有所作为,而代价则是令该国沦为“监狱国家”。

论看门人规则下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电诈犯罪控制义务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电信业务经营者前端犯罪控制义务进行了体系化规定,剑锋直指电信网络诈骗信息链。该法实施一年多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快速上升势头得到明显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从传统的刑事治理转向以确认看门人义务为核心的平台治理。面对常态化反诈治理,电信业务经营者除要履行协助执法、实名登记、风险管理、犯罪预防等法定义务,还需要结合我国电信运营商组织化调控管理特点,优化刑事规制和看门人规制二元并立的数字社会治理架构,使其有效运行。打赢常态化反诈治理的持久战,需要进一步在法治轨道上使用好技术反制手段,并通过承担用户实名制管理与实名信息保护责任,依托基础运营商构建基于风险导向的立体涉诈防控体系,明确电信用户权利救济程序,实现数字法治建设等措施优化电信业务经营者义务履行路径,使其更加精准有效地履行犯罪控制义务。

犯罪过程控制视角下电信诈骗犯罪治理

电信诈骗犯罪危害极大,业已引起国家重视。以借助金融行业完成犯罪的既存电信诈骗犯罪现状剖析为出发点,阐述当前金融行业中电信诈骗犯罪存量以及流通频次等特点;在明晰电信诈骗渗透方式之后,对既存金融渠道进行解构研判,讨论电信诈骗在金融渠道存在的原因依据;在确定电信诈骗依赖金融渠道之后,借助犯罪过程控制的概念,加强犯罪中段管控,净化中间渠道,前移风险控制端口,实现对电信诈骗犯罪的主动治理。

被害人谨慎义务的对弈思考——以控制犯罪成本为视角

控制犯罪不能不立足于现实,控制犯罪不能不计成本。犯罪与被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实社会中犯罪人与被害人处于互动关系之中,通过恰当地匹配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赋予被害人一定的谨慎义务,能够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将犯罪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预测警务模式下合法控制潜在犯罪人之分析

预测警务是当下警务建设热门方向之一,但域内外对于预测警务系统结论落实转化为警务行动,具体表现为控制潜在犯罪人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域外实践、法理分析、理论转化三个方面入手,旨在提出基于当下我国国情所适用的基于预测警务系统结论控制潜在犯罪人的初查程序及保障误判为潜在犯罪人个体的救济手段,让公权力与私权利在预测警务模式下达至相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