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公司治理确实能抑制大股东的控制私利吗

本文采用流行的终极所有权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私利进行了量化,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4和2005年1099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公司治理状况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的约束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与大股东控制私利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种公司治理的总体效果是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作用的叠加,除此之外的四种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约束大股东控制私利的显著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不同的公司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股东控制私利。

行业特征与控制权私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进一步改进国内相关研究中控制权私利的度量方法,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的行业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具有行业特征,且行业跨度越大,控制权私利的差异就越显著;(2)不同行业门类间控制权私利的显著性差异普遍存在,制造业次类间控制权私利的差异性不显著;(3)行业特征对控制权私利差异的解释度达到17.2%,且未受到其他非行业因素的影响;(4)在行业影响因素中,固定资产比重和行业垄断程度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与理论上的作用机理基本相符,但同发达国家的经验结论存在差异。

所有权安排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尽管所有权安排将通过所有权的性质、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等主要特征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攫取行为,但在不同国别和公共治理模式下却存在着利益目标抉择和诉求的相对差异。本文结合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制度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分别掌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本特征,着重从所有权的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两方面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际效果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股权分置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中配套法规的建立提供经验依据。

股权激励、银行债务约束、控制权私利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营者过度投资行为

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背景,从理论和实证2个方面研究股权激励、银行债务约束和控制权私利对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营者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与公司经营者股权激励反相关,与公司经营者控制权私利正相关。当公司的银行债务融资具有正监管弹性或者较小的负监管弹性时,公司经营者的过度投资行为将随着银行债务融资的增加而减弱;当公司的银行债务融资具有较大的负监管弹性时,公司经营者的过度投资行为将随着银行债务融资的增加而加强。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理论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终极产权控制下的私利行为及其治理——基于异质控制机制的研究述评

有学者通过追溯产权控制路径研究,发现很多国家的上市公司受到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终极控股股东通常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交叉持股和优先表决权的一股多票等方式实际控制着上市公司,对公司行使不对称的控制权与所有权,从而引起控制权私利行为等代理问题。文章从终极产权控制理论发展脉络出发,重点梳理和总结了双重股权结构、金字塔股权结构和交叉持股等三种异质终极产权控制机制下的控制权私利行为及其治理途径。

大股东减持、股权转让溢价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对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减持的股权转让溢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均通过减持获取股权转让溢价,但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水平显著高于非控股股东,减持成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种新途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受控制权程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和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程度与股权转让溢价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经营绩效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本文建议加强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管,并积极推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控制权私利、资本配置与企业价值

从资本投资的视角出发,分析控制权私利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行为在此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控制权私利和公司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当控制权溢价水平较低时,控制权私利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不显著;当控制权溢价处于中间水平时,控制权私利对公司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当控制权溢价水平较高时,控制权私利对公司价值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本投资在整个影响过程中都发挥着"催化剂"的促进效应,大股东主要通过资本投资占有控制性资源进而获取控制权私利。

中国控制权私利的国际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的控制权私利水平高于普通法系国家,也高于东亚的大部分国家。控制权私利与净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与资本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和股权制衡机制对于控股股东掠夺控制权私利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作用并不明显,市场化指数并不能解释各地区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差异。

企业控制权配置与控制权私利悖论

在企业权力、控制权配置理论回顾与梳理基础上,本文从供求两个角度分析认为企业权力由企业内主体所控制资源和企业实现市场权力过程中对于这些资源的需求共同决定;控制权力配置和强度则取决于这两方面力量的对比,从而为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提供者拥有剩余控制权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建立模型证实控制权私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这依赖于完善的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因此,不断提高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加强人力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基础上,控制权私利的存在有利于社会福利改善。

制度环境、控制权私利与流通权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

文章借助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事件,运用控制权私利理论,分析了经济制度对流通权价值的影响。控制性股份的价值由现金流量的要求权和控制权私利两部分构成。流通性的提高总是能够提高现金流量权的价值,但由于控制权的专有性,上市流通对控制权价值的影响条件依存于控制权私利的大小。控制权私利越大,上市流通对控制性股份的价值的影响越小,从而控股股东愿意支付的对价越低。将经济制度作为公司控制权私利的外生决定变量,实证检验的结果与上述预期相符。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测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

控制权私利是近年兴起的公司金融研究新领域。由于控制权私利包含的控制者主观精神价值存在个体偏好差异,因而难以统一和量化。纵观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间接的角度对控制权私利进行测度,包括大宗股权交易溢价法、投票权溢价法和特别处理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法三种。今后应在进一步完善控制权私利测度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丰富控制权私利如何影响公司价值和宏观金融(股票市场)发展的研究。

创始企业家身份演变、控制权配置与控制权私利的抑制——雷士照明控制权争夺案例的再剖析

本文从控制权私利视角对雷士照明控制权争夺的经典案例进行了再剖析。在重新考察了创始企业家身份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创始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之间控制权争夺的诱因与控制权动态配置过程,之后基于控制权的优化配置探讨了对控制权私利的抑制。研究表明:创始企业家早期的权威治理在帮助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从心理所有权的角度型塑并固化了其对公司治理的深层认知;在由“高身份资本+高股权资本”向“高身份资本+低股权资本”的演变过程中,创始企业家面临着心理所有权意义下的“东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定位”与资本所有权意义下的“管家(职业经理人)定位”之间的角色冲突与身份认同的再平衡;角色错配程度越高,“创(创始企业家)—投(外部投资者)”双方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越激烈。研究还发现,控制权相机配置有利于抑制控制权私利,而识别并削弱实际控制权主体的权力基础是实现控制权顺利转移的关键。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创始企业家身份演变及其权威治理逻辑演化的动态过程,在企业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境下,厘清了创始企业家“身份资本”“股权资本”与企业控制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股权激励、经理人异质性与控制权私利

文章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经理人对股权激励与控制权私利之间关系所起的作用,并以2008~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独立型经理人对股权激励抑制控制权私利的行为起着正向调节作用,依附型经理人并未发挥有效的监督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环境中,股权激励对控制权私利的抑制效应更显著,发挥的替代效果更佳。本文的研究深化了对经理人公司治理角色的认识,拓宽了对控制权私利的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1997-2006年控制权交易溢价数据,本文度量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规模,发现我国控制权私利高于发达国家,但低于捷克、巴西、墨西哥等转轨和新兴市场国家。文章还对影响我国控制权私利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控制权买方特征、公司的负债率、公司规模和流通股占比对控制权私利具有显著影响。

混合所有制、终极控股结构与控制权私利行为——基于“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分类改革下的"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相关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终极控股的股权安排与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性股权结构(C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抑制其掏空行为;在控制性少数股权结构(CM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对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影响会因国有终极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方式而产生差异。当采取掏空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不一定会影响国有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行为;当采取援助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加剧国有控股股东的援助行为。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股权安排和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控制权私利行为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

我国企业并购具有以现金支付为主的特征，以往研究认为其主要受主并方股权结构的影响，忽视了主并方控股股东通过并购行为掏空中小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本文以2006～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发生的1793起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构建一个有关并购支付方式选择的新模型，并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关联方并购下，主并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股票支付间存在并非U型的非线性相关关系，且主并方控股股东较少考虑控制权私利损失威胁和公司债务融资的约束，表现出掏空中小股东的倾向；而在非关联方并购下，主并方控股股东为防止其控制权私利受损，倾向于选择现金支付。

定向增发、大股东控制权私利与盈余质量

因大股东操纵而形成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可能导致盈余质量下降。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对会计盈余质量产生的影响,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定向增发政策的出台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契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定向增发前定向增发的公司通过盈余操纵使定向增发进行得更加顺畅;定向增发时大股东通过增发折价获得控制权私利;定向增发后的公司盈余质量弱于定向增发前,且仅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的公司盈余质量下降得更快。

可转债与控制权私利下公司投资决策

探究可转债和控制权私利对公司投资决策和代理成本的影响.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基于均衡定价原理,分析计算了投资期权价值、最优投资策略以及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普通债,可转债能显著地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期权价值,但同时降低公司价值.控股股东倾向于利用可转债为公司融资,但从社会福利角度公司更倾向于利用普通债融资.同时,可转债不仅有效地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而且显著地缓解了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

控制权私利研究综述

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而谋取控制权私利问题成为公司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对控制权私利概念定义、度量方法、影响因素及控制权私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发现现有研究存在对控制权私利概念分歧,研究不够深入,基于此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控制权私利攫取下的企业资本投资及其效率

基于控制权私利攫取视角,在细分资本投资类型的基础上研究控制权私利攫取影响下的企业资本投资行为及其效率的异化效应。结果发现:控股股东具有强烈的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控制权私利攫取是导致非效率资本投资的重要诱因;不同类型资本投资的特征差异导致了控制权私利攫取条件和攫取程度的差异;在控制权私利最大化的驱使下,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而研发投资则表现为投资不足,且形成其他投资对研发投资的挤占效应;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严格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可以有效防范和治理资本投资的控制权私利攫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