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文献综述

为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规范内外部环境,提高企业价值,从第二类委托代理视角出发,以终极控制权结构的特征变量: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终极控制权性质和终极控股股东控制链层级入手,研究在股权集中的控制权结构下,终极控股股东的经营决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集团控制特征与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

区别于已有文献将上市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研究其金融化行为,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型化、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和政府部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背景,将上市公司纳入集团整体的分析框架,选用2008—2018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集团控制、控制链层级以及终极控制人性质对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独立的上市公司,集团控制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同时,上市公司所处的控制链层级越长,其金融化水平越高;相比于终极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更高;且以上效应在重资产模式的上市公司以及外部审计监督机制较弱时更加明显。进一步地,集团控制、控制链层级越长和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持有长期金融资产。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宽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化行为的研究视角,并丰富集团财务的相关理论研究,同时能够为完善我国集团公司治理和防范化解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必要的着力点。

强制性分红政策的公司治理作用研究

在我国制度背景下,中央企业基本都采用集团化的经营模式,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一直是国有企业治理的焦点问题。基于我国中央企业强制性分红政策所提供的契机,以我国2004—2018年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强制性分红政策的公司治理作用。研究表明,随着强制性分红政策的实施以及收益收取比例的逐步提高,央企上市公司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得到了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集团内部权利分配方式影响了强制性分红政策治理作用的发挥,即相对于“先子后母”企业,“先母后子”企业强制性分红政策的治理效果更好。因而,适当提高强制性分红比例、加强集团母公司的控制权可以有效缓解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提高公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