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控辩对抗

从立法上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呈现出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的趋势,这就要求实现控辩双方充分的对抗性。但司法实践中庭审虚化、控辩失衡的现象仍旧明显。只有找准影响证据裁判、制约控辩对抗效果的深层次问题及原因并探索破解之策,才能真正通过控辩实质化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本文尝试从理念、制度和操作三个层面分析如何在庭审实质化的目标下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

无罪推定与控辩对抗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石性原则,控辩对抗是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无罪推定原则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控辩对抗的精神和要求,而刑事普通审判程序中,控辩对抗的形成与对抗性的增强离不开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与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基础上,改革与完善有关控辩对抗的制度与程序设置。

缺失与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反思

控辩对抗关系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问题,构建合理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对确保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意义十分重大。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尚有缺失,应转变观念和完善立法,重构一种适合国情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模式。

控辩对抗呼唤辩方知悉权

知悉权是现代公民的一项宪法性基本权利,它体现在诉讼中就是控辩双方了解案件实体和程序性各种事项的权利。在我国主要是辩护方知情权严重不足,由此造成控辩对抗庭审模式在我国难以有效运转。因此,建立完善的辩护方知情权制度是推进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采用“控辩对抗”式刑事审判方式可行性探讨

采用“控辩对抗”式刑事审判方式可行性探讨吕利民近年来传统的刑事审判方式弱化公诉人揭露、证实犯罪的重要作用，淡化公诉人的责任，增加被告人心理压力，致使控辩双方争执焦点不明，控辩关键模糊，影响审判质量和审判效果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再加上法制的进一步健全和人...

控辩对抗的审前模式——兼论检察机关如何因应“以审判为中心”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刑事审判将实现庭审的实质化转变,独立而有效的辩护制度也将随之建构起来,直接言词原则将在庭审中得到严格遵守,这无疑会对审前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提出更高标准,也对公诉质量提出了严格要求,惟有在检察环节建构体现控辩对抗特征的审前事实和证据审查机制,方能将非法证据及时排除在审前环节,也惟有采用此机制对特定类型的案件进行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方能确保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作出的检察决定的准确性、有效性和说服力。而审前控辩对抗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有待于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这对检察改革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增加"逐渐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内容,并建立侦查机关就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侦查机关适用强制性措施由检察机关审查并授权的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惩戒的建议权。

从对抗到协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控辩关系的转型及功能发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显著改变了我国的控辩关系,开始从"对抗"走向"协商"。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基本职能没有太大变化,但实现职能的方式、工作重心等都有了较大改变。这就给双方都带来了许多挑战,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就控方而言主要是:如何更好地提出量刑建议,具结书是否对其有约束力,如何处理法庭不采纳量刑建议及被告人上诉问题,等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如何进一步调整值班律师的定位,如何提高律师的参与度,如何增加律师服务的供给,等等。为此,检察机关需要在坚持追诉职能定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客观义务与法律监督权的履行,进一步树立控辩平等理念,严格审查适用条件、避免无罪之人进入此程序,严格履行告知义务,虚心听取辩方意见,认真审查认罪的自愿性与合法性,进行量刑预测培训,慎重撤回具结书,慎用抗诉权。同时,还需要调整值班律师的定位及其在侦查阶段的功能,推动值班律师向法律援助律师的转化,进行法律援助服务的分级等。

刑事庭审实质化中的控辩对抗与协作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解决刑事庭审虚化问题,强化控辩对抗与协作,确保独立和中立裁判,促进庭审实质化,还需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不起诉等制度,规范法庭调查、辩论程序,建立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

从对立走向合作:社会治理语境下的控辩对抗实质化研究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提出了新的理念与要求。社会治理的三要素分别是共识、信息和惩罚。基于法律规范的分析,我国控辩式刑事庭审已成为共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庭审实质化改革。但是,信息的不对称、惩罚机制的缺位使控辩双方处于一种两极对立而非平等对抗的畸形状态。抗辩双方越发对立,公权与私权越发分离。控辩不平等这一不争的事实致使公诉机关'照本宣科'和律师'形式辩护'的现象愈加常态化,刑事庭审环节几乎被虚化,缺乏实质化的控辩对抗。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如何落实公权与私权合作治理机制的现代化问题。在加强信息交流与完善惩罚机制的前提下,控辩双方实现平等武装,摒弃对立思想,在法定范围内相互配合,实行有效化诉讼,走向合作才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必由之路。

刑事控辩对抗基础的反思

只有刑事纠纷存在的场合，控辩对抗制度设计才具有合理基础，其适用范围也受此限制。刑事诉讼不全是为了解决刑事纠纷，还包括刑事裁断事项。刑事之“诉”多样性决定了“讼”的方式多元化和完整性，可根据“诉”的对立因素差异而创设能包容对抗制与合作制的诉讼制度。追诉与被追诉“平等武装”不限于审判阶段而可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停留，有效的诉讼平衡过程不需要重复，这种原理成为被追诉者选择合作制或对抗制司法的法理基础。

刑事诉讼控辩关系新论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关系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强化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缓解了控强辩弱的局面。为保障刑事诉讼中新型控辩关系的有效落实,检察机关应与律师协会形成交流机制,制定工作细则,细化对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并设立维护律师诉讼权利的部门,强化律师诉讼权利受到妨害时的救济。

控辩平等与我国控辩审诉讼机制的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只是立法者对诉讼各方法律地位认识的反映。控辩平等对抗不是刑事诉讼的关键而只是基础性条件,审判独立作为控辩双方力量平衡的支点才是诉讼能否公平公正的关键。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并不构成对控辩失衡的重要影响,而对此有着直接影响的应当是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因此,检察机关在拥有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不应拥有侦查权。

刑事审判交叉询问规则的实践反思

我国刑事法庭询问制度存在规范烦冗、效力不明、核心规则缺位等问题,控辩双方难以有效质询人证,无益于发挥法庭在诉权保障和事实发现中的作用。交叉询问规则具有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之功效,是实现有效质证权的制度载体,与发现案件真相、职权主义传统并不冲突。结合“三项规程”试点探索、地方立法实践及域外立法经验可知,我国法庭询问应建基于“控辩对抗”格局之上,进而明晰交叉询问的定位、顺序和范围,有限度地确立诱导性发问规则。诱导性发问是引导发问的工具,围绕事实问题展开,受基础事实真实性、证人认知能力和发问内容相关度的约束。直接询问中的诱导发问可用于核实证人基本信息、反驳不诚信证人及唤醒证人记忆。

冤假错案的成因分析及防范——重提杜培武案

随着最高院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举措的实施,大量冤假错案得以曝光。冤假错案的防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应当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进行反思。侦查机关应当注重文明、科学,检察机关应当做好"守夜人",法院应当完善刑事准备程序,同时向审判人员注入"无罪推定"的价值理念。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仍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当务之急在于向办案人员注入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防范可能出现在各个程序中的潜在危险,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抗辩权和沉默权。

论庭审形式化向庭审实质化的转变——以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和贯彻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我国庭审形式化的表现及原因进行分析,试图围绕直接言词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和贯彻,以及配套保障制度的建立,对走向庭审实质化的路径予以探寻:设立预审庭,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建立交叉询问规则及相关的证据规则;强化辩方力量,提升庭审对抗能力;建立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提高合议庭独立裁判能力。

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而判定案件事实和法律 适用的一审审判程序,则是整个诉讼程序的重心。1996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借鉴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做 法,一改过去由法官主动纠问的传统做法,以控审分 离、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断为基点重新构建了我国的 刑事庭审模式,以期通过控辩双方的积极对抗,强化对 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实现诉讼民主和公正,并为最 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此 相适应,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

律师庭外言论的界限及其规制

北京律协对李天一案六位律师的处分唤起了法学界对律师庭外言论问题的探讨,全国律协的两个修订草案更是将这一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作为一种辩护策略,律师的庭外言论可以分为控辩对抗模式和辩审对抗模式,前者主要围绕案件的实体问题,后者更加侧重案件的程序问题。这两种模式的形成是中国司法语境的特定产物。对于控辩对抗模式,原则上应当禁止其庭外言论,通过诉讼化的方式将其纳入庭审对抗的范围,对于违规的律师通过行业自治予以处分;对于辩审对抗模式,若满足三个维度的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律师发表庭外言论寻求救济。

辩诉交易之价值分析

辩诉交易之所以能在国外生存并蓬勃发展,是因为其有着无法匹及的优点,从效益价值、正义价值、被害人权益保护和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对这一制度的价值作出全面而透澈的分析,把握其精髓,对成功借鉴该制度获益良多。

论律师在场权——以侦查阶段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对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律师在场权进行了论述,该阶段的律师在场权是控辩平等对抗诉讼结构的内在要求,赋予该阶段律师在场权,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更好地保障人权。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研究

当前,在"侦查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正常行使存在诸多困境。审判中心主义对律师调查取证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律师调查取证权应当以实现控辩平等对抗为发展方向。故而需要构建贯穿诉讼全过程的控辩平等对抗的诉讼格局,拓宽律师调查取证权行使的时间维度,赋予律师广泛的在场权,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行使的保障机制,确保律师调查取证权顺利行使,进而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助力审判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