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推官司法监察研究

明代府级官员包括知府、通判、同知、推官等,他们除了日常的行政、司法职能之外,还负有监督、考察州县属官、胥吏等地方基层官吏和豪滑的监察职能。其中推官作为一府佐贰官主掌刑名,以往学界关于明代推官一职研究并不多,且多数集中在推官本人的法律素养及著名推官留下的判牍集方面。通过探讨推官这一佐贰官的选任和职责范围,探析明代推官司法监察职能的行使,着重研究推官通过审判具体刑名案件,实现对地方吏员的监察,纠察贪官污吏,为当代地方纪检监察制度提供一些借鉴思路。

元代推官考论

由中唐到宋、金,推官渐由藩镇幕职变为国家正式设立的地方官员。元初推官曾一度废除,后由于司法运作的需要,广泛设立于路及散府。元政府在选任推官时将其法律知识与刑狱经验作为首要标准,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类似于宋代的专门选任机制,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监察官员举荐后,推官的选任最终“混于常流”。作为路、府唯一专任司法官员,推官负责其所有刑名案件的审覆及其它相关刑狱事务,但所谓“独专刑名”更多是“专责”而非“专权”,推官掌刑一定意义上是圆署制的补充。

元朝路总管府推官初探

元代路总管府推官在继承唐宋基础上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地方刑狱专属路、府推官掌管,适应了司法专业化的要求;元中后期推官还参与地方庙学修建、碑记的撰写、地方建设及军事活动。大部分推官出身于官宦和士人家庭,由通晓元朝文化的汉人担任,随着元朝政权汉化深入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推官中出现了南人身影。元代推官有官俸和职田等收入,待遇较好。推官品秩从六品或正七品,大多数推官在任满以后的仕宦过程中,品秩达到五品以上,进入宣授序列。推官专理刑狱和圆署体制相结合,是蒙汉制度结合的表现,体现了元统治者的智慧,但推官掌管刑狱仍然受控于地方行政机构。总体上,元朝统治者对于推官的任用,是其利用汉民族治理和统治汉地政策的一个缩影。

求是求正 学书正路——论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的书学思想

欧阳修在书法上推崇的"学书为乐"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思想同样也成为"宋人尚意"理论的最好注脚之一。但"学书为乐"并非弃法度于不顾。通过剖析其《与石推官第一书》一文,分析其中内含的书理,并阐明该思想对今人学习书法的意义。

清初的推官及其裁废——兼论地方行政格局的变革

明代以后,推官是府级别的主要司法裁判官,执掌一府刑名,分知府之权。同时又通过开报的方式,向巡按御史提供府内情形,并借此监察府内官员甚至道员,也因此在监察等方面与巡按御史构建了紧密的上下级情报关系。但是清初时期,与推官相联系的一系列机制被废被裁被停,随之到了康熙六年(1667),推官全部被裁废,由此地方上的行政职能发生巨大的转变和调整,原本属于推官的司法和监察等职权都被再分配,使知府等官员的权力增大并得到强化,进一步促使了后来地方衙门在机构组成上的变革,如刑名幕友的普遍产生、发审局的出现等。最后还想说明一点,历来容易被学界忽视的裁废官职及其所引起的后续影响,值得再认识和研究。

明代推官的职能演变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探析

明代推官的设置,最初是为了平理地方冤狱。之后,随着巡按御史独揽地方监察大权,推官的职能发生了改变,推官获得了司法权以外的监察权,在地方上的地位和作用日渐重要。对于明代推官的考察,一方面为我们了解明代基层政府的司法和监察运作提供了途径,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明代地方的政治格局。

制度与明代推官的法律知识

推官是明代最基层的专门的司法官员。对推官获取法律知识的考察,为我们具体了解帝制晚期官员掌握法律知识的状态和机制提供了途径,还有助于发现明清时期地方司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明代推官就任之初并无充分的法律知识储备,但这一时期的详谳制度和行取制度为推官提供了获取并积累刑名知识的重要机会和激励因素。换言之,制度在推官获取法律知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明代中期以后,推官在地方司法中表现积极,成为明代官员中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队伍——监察御史的重要后备力量。

明代的推官

明代小说《新民公案》头一篇《富户重骗私债》，说福建浦城县乡民刘知几，被官府佥为解户，因缺盘缠，托保向富户曾节借银一百两。知几从北京回来，适逢秋熟，于是粜谷归还前债。曾节喜其老诚，留之酒饭。酬应之间，刘家来人催知几回家，曾节也被县中催去完粮。两下就此拜别，曾忘了写收据，刘也忘了取“借批”。过了数年，曾节在账簿中寻出知几的亲笔借批，陡然昧起心来，即着家人到刘家索要前债。知几闭门不理。曾节便将知几告到县衙。

河南大学文物馆藏明神宗封赠潞安府推官焦思忠诏书考释

河南大学文物馆现藏一幅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诏书,是万历皇帝封时任潞安府推官的乡进士(举人)焦思忠为文林郎,并赠其原配孙氏为孺人的敕命。该诏书于1989年底购自河南省延津县焦氏后人。诏书卷轴装,横幅,整幅无拼接,通长205、宽30厘米,绫质,质地细密厚实,颜色微黄,字迹清晰,墨色如新(图一)。诏书中的人物焦思忠,地方志中有载,且有出土墓志和碑刻。本文在介绍诏书内容的同时,结合墓志录文,对焦思忠生平予以梳理,以此聚焦一名明代地方官员的为宦人生。

明代民众的推官崇拜研究

从明初始,民众即以“神明”或“青天”的称颂表达对掌握一府刑狱的个别推官的崇拜,至嘉靖后开始为之立祠祭祀。立祠祭祀分为列祀于官方集体祠庙和建立个人祠庙两种。个人祠庙可以是生祠,也可以是逝后立祠,目的是为将推官精神留存至当地,充当地方守护神。祠庙建造发自民间,但需在官府备案,纳入朝廷祀典,且多有地方高官背书,是官民互动的结果,承载了民众和朝廷的双重期望。明代推官崇拜具有地域性、持久性和个人性。从明代推官等的理刑实践可以看出地方官员谳狱失当导致地方刑狱持续混乱。推官崇拜本质上体现的是民众对谳狱公正的渴望。而明代大部分推官无法做到谳狱公允,加上其佐贰官的身份,这成为清朝将其裁撤的原因之一。

借书喻事 用心良苦——欧阳修及其《与石推官书》

《欧阳修全集》载有《与石推官书》两札,①《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亦收录。②遗憾的是,未录全文。《第一书》少了开头“修顿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岁于洛阳得郓州时所寄书……有一事,今详而说,此计公操可朝闻而暮改者,诚先陈之”部分,近一半文字。

提点刑狱公事与审刑院、御史台推勘官

本文论述了提点刑狱官的设立、置废、职责范围、属员等情况,并系统介绍了审刑院、御史台推勘官的设立及职责。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相互关系、相似性及特点。

明代科道官行取制度兴起与衰落

明代推知行取科道官制度,使一些具有行政经验和法律知识的人才进入监察队伍,对推官、知县们也有激励作用。该制度从兴起、调整到成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证了监察效能的发挥。该制度具有极权专制主义的特征,不但有局限性和消极面,而且有严重的缺陷,在政治日益腐败之时,这些负面问题突出。君主专制政体虽然有自我调整的能力,但往往被人为因素所左右,而人为因素往往不考虑制度的建构,当然也会影响到行取制度的实施。从不按制度的"特招"到皇帝的"召对",行取制度被阉割了。

《全宋文》补遗

《全宋文》的编辑出版,为推动宋代文史乃至中华学术的研究,功不可没;然因宋文传载庞杂,偶有遗漏也在情理之中。今据宋元地方志补出《全宋文》既未载其文,又失收其人的4人7文,分别是:丘崈《东冶亭记》,刘叔向《重建白下桥记》《重建镇淮桥记》,陆子遹《溧阳县题名记》《除妖害记》《溧阳县均赋役记》和陈珏《东厅续题名记》;并结合相关史料对丘崈谥号是文定而非忠定、刘叔向家世、唐朝至宋代推官制度的历史演进、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所录陆子遹事迹材料的讹误和两宋科举恩科"特奏名"发展的趋势特征进行了考辨。

王士禛蜀道行纪文献及其文史价值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济南新城(今山东省桓台县)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历任扬州府推官、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和刑部尚书等职,颇有政声。自幼工诗,诗负盛名,并创诗论“神韵说”,影响甚大。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文集》《池北偶谈》《居易录》等270余卷。

宋代状元李釜家世生平事迹考补

李釜为大名府临清县(今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人,出身于较为殷实、世代业儒的官宦之家。夺魁后,以承奉郎、定州观察判官释褐,历承事郎、权通判河中府,后入朝任多年郎官。曾外放知真州多年,建炎三年二月的身份为朝议大夫,寓居高邮,七月甲申擢密阁修撰,旋即拜中书舍人,他再三辞避,改以待制知筠州,不久即转官致仕,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十三日以徽猷閣待制(从四品)卒。他没有儿子登科,书香有所沉沦。

历史文化名人信仰系列之二十九:王徵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陕西西安府泾阳鲁桥镇人。机械工程学家,其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和机械工程学的书;曾担任直录广平府推官、山东按察司佥事等职;他也是明末清初陕西天主教第一人,留下诸多基督宗教文献,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一起被称为晚明＂四贤＂。

论融情于法的思维:颜俊彦民事审判理念解析

颜俊彦作为广州府推官,掌管州府一级初审及复审诉讼的拟判。从380多件民事判词中能了解到当时的诉讼审判和司法观念。颜俊彦和当时的官员,是按照《大明律》等相关律条来审理越诉案件的,有时也运用财产归属的规则或道理判案,都以"法"字表示。在大多数民事案件中,颜俊彦是用"情"来判案的。情,有案情、情理和感情的不同,区分这些"情"并确定其实现,是审案的重要方面。案情清楚时,颜俊彦会选择用情理和法理处理案件;情与法有冲突时,则选择情感优先,融情于法,在不伤害亲情、感情的基础上达到情与法的统一。

北宋教育家胡安定先生

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泰州如皋人,原籍陕西安定。一生从事教育事业,门生弟子满天下,对我国古代封建教育有过一定贡献,所以门人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书讲学处叫做安定书院,辛亥革命以来的如皋安定小学,就是以书院原址改办的。他的父亲胡讷曾任宁海节度推官,他就随任生在如皋宁海乡的这位郡佐家庭,七岁能作文,十三岁通《五经》,立志学做所谓圣贤,不积极追求功名富贵。由于家庭比较贫困。

扬州烟月·神韵·神韵诗——王渔洋诗歌、诗论一瞥

“文章江左,烟月扬州”,这是王渔洋借用明人徐祯卿的一句话对自己在扬州文学活动的总结。渔洋初入仕任扬州推官,在扬州的五年,他写下的诗歌几占一生创作的四分之一;他那风靡一时,以至影响及有清一代的“神韵”诗论乃是在这里初倡;他全部词作的绝大部分也产生在扬州。可以这么说,王渔洋之所以能够主盟康熙朝诗坛数十年,与其在扬州打下的坚实创作基础是分不开的。因此,对其扬州这一段单独予以考察,对全面把握这位清初大诗人,公允地理解其“神韵”说的内涵以及在创作中的表现,无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