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运输毒品犯罪中的推定明知

运输毒品与贩卖毒品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运输毒品的行为人绝大多数在被抓获以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怎样判定行为人的"明知",就成为办理此类案件的重要乃至关键环节。文章根据刑法理论,结合司法实践,对运输毒品犯罪中的推定明知进行探讨。

论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观明知推定的适用——基于若干指导案例的考察

毒品犯罪案件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存在较大困难。由此,“主观明知”推定规则应运而生。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主观明知”推定规则主要散见于非正式立法的规范性文件中。通过分析现有规定和实践做法,可知该规则尚存实践尺度不一、认定标准模糊、现行规定自洽性不足、推定的适用条件及反驳权行使缺乏具体标准等问题。为应对实践难题,立法者应在基本立法层面规定“主观明知”推定规则,明确其适用条件,并允许裁判者在规则的边界内酌用自由裁量权。此外,适用推定的案件还必须在裁判文书中实现心证公开化。

毒品犯罪推定明知及适用标准

毒品犯罪认定围绕着行为人是否明知毒品而展开,针对证明困难,实践中倾向采取推定方法认定明知。推定明知的适用存在着风险,运用不当容易侵犯人权,导致司法擅断。在毒品犯罪实践中,应当明确推定适用的条件,完善相关立法程序,从基础事实、中间联系与反驳结论三方面确立标准,对适用推定可能出现的风险予以规制。运用非诉讼方法认定主观明知亦应当成为诉讼手段的有益补充,以期实现人权保护与打击犯罪的兼顾与平衡。

网络共同犯罪中“明知”推定的规范协调

网络时代“一帮多”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技术性帮助行为地位的跃升,使帮助犯的危害性甚至超过了实行犯,刑法打击阶段前移势在必行。但是在虚拟、匿名的网络空间中,如何确定帮助者对实行行为人从事的犯罪行为有明知,从而将帮助者纳入具体犯罪的片面共犯或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打击半径是一大难题。司法解释确立的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明知是现阶段最为有效与可行的措施,但是其也存在明知体系混乱、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立法解释统一明知内涵、司法解释列举具体行为模式、典型案例指导个案实践等方式来进一步完善明知的推定规则。

“共犯独立性”视域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

计算机技术的迭代发展建构起了一个与现实物理空间完全不同的空间——虚拟互联网空间,此空间内的帮助行为因互联网的特殊属性而发生了异化,呈现出帮助对象不固定、帮助者与受助者意思联络趋弱或无意思联络、帮助行为独立化程度高等特点。面对这一变化,以共犯从属性说为根基的“量刑规则说”或“帮助行为正犯化说”均难以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作出合理解释,只有坚持共犯独立性说,对行为人的犯罪情节进行独立的刑法评价,并将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效果的认知作为认定主观故意的唯一根据,再通过制定具体的推定规则以审查意思联络较弱时的“明知”,才能解决司法实践面临的困难。

明知推定研究

犯罪明知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难以用证据证明的。在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大都根据客观事实予以推定。明知推定对解决司法证明困难、实现法益保护和提高认定事实效率等方面意义重大。运用明知推定需遵循穷尽证明、逻辑经验、留有余地的规则与查清基础事实、充分保障反驳权利和禁止二次推定的方法。

浅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明知”的认定——基于一个案例的分析

"明知"在现行刑法的总则和分则中都有体现,对"明知"的理解直接关系到能否成立特定犯罪。然而对这一主观心理状态的认识一直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笔者试从检察工作中实际处理的案件出发,探讨在检察实践过程中,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之扩张趋势及其限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为遏制网络犯罪高发态势而设立的,该罪的主观要素立法上规定模糊,司法上逐渐扩张适用。为避免过度刑法化的隐患,有必要对该罪的主观明知予以理论反思。本罪“明知”内容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此处的“犯罪”特指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不涉及有责性。“明知”程度应采取“确切知道”的判断标准。已确立的“推定明知”规则存在推定明知出罪情形缺失、被告人反驳标准不明、推定或然性风险较大等问题。鉴于此,推定明知应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基础,结合特定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以客观的多项基础事实为根据判定。推定明知不得进行“二次推定”以降低推定的或然性,对于被指控者的反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即应当重新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推定是否合理。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观罪过的认定

主流观点认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观罪过仅限故意,但对于故意的形态存在分歧,主要根源在于对该罪危害结果的内容存在不同认识。该罪危害结果的内容应为行为人实施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生产、销售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具体危险,因而该罪应包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认定嫌疑人是否具有故意即是否“明知”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大难题,司法实践中存在推定明知过度扩张适用的问题,在认定嫌疑人具有“明知”时应确立一般标准和嫌疑人自身特定情况的特殊标准,以二者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去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以限制推定明知的过度适用。

论刑法中的明知

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都有关于明知的法律规定,二者虽然不能等同,但并无实质差异。明知包含可能知道,不包含应当知道,明知是故意犯罪的前提。明知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需要通过外在的行为表象和被告人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认定。达不到认定标准可以进行推定,推定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种,事实推定是一种重要的推定方式,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大都是通过事实推定得出的结论。应当知道不意味着确知,还包含可能知道。如果行为人能举证推翻就是不知道。把握明知标准有助于合理定罪量刑,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刑法中的“明知”、“应知”与“怀疑”探析

刑法总则和分则中的"明知"是两种不同的明知,刑法分则中规定了"明知"的犯罪并不都是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可分为知道、不知道以及怀疑,他人对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判断可分为肯定知道、很可能知道、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很可能不知道和不可能知道";明知"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倾向于"知道"而不是"不知道"";应知"是他人对行为人主观认识的评价与判断,事实上行为人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应知"不应包括在"明知"之内;刑法分则规定"明知"的意义主要有:限缩犯罪圈、提示作用、证明实践的价值;应严格限制"推定明知"的适用",怀疑"不等于"推定明知"。

浅析贩卖毒品罪的一般认定问题

贩卖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发案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犯罪形式,毒品一经制造出来以后,必然要通过销售这一途径来实现其价值并赚取巨额利润,而吸毒者大多也要通过购买毒品来满足自己吸食、注射毒品的需要,因而司法实践中毒品的贩卖已成为缉毒工作打击的重点对象。笔者立足于我国刑法关于贩卖毒品罪的具体规定,对贩卖毒品罪的认定问题作些探讨。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之辨析

近年来毒品犯罪持续高发,认定毒品犯罪成立的前提之一是要求行为人明知犯罪对象是毒品,但并不要求明知毒品的种类、化学成分等具体性质。鉴于行为人往往不会主动供述其明知是毒品而犯罪,因此对推定明知的把握就至关重要。推定明知应排除合理怀疑,并且对明知进行辨析时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也应结合经验法则的判断。

新《药品管理法》实施后销售假药罪主观认定标准问题研究

2019年12月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在概念上摒弃了以往认定为假药的规定,仅仅保留实质为假药的部分,给销售假药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新的课题,其中,新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主观明知是否也需要调整为对药品实质疗效的明知,各方存在较大争议。文章认为无论从新法的立法本意或办案实践出发,销售假药罪应当允许推定明知,但必须在购、销两者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才能推定,同时,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允许并接受辩方反驳。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适用问题研究——以99篇裁判文书为实证研究样本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结果,作为独立罪名,其行为模式明确为:主观明知+客观帮信行为+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但用实证分析法研究判决案例可知,当行为同时构成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时,实践有倾向于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有口袋罪的趋势。对此问题,可借助体系性解释区分典型关联罪名的保护法益,再从主观明知的程度与内容出发,厘清推定知道的适用程度,最终明确与上游犯罪的边界。

以“但书”条款的出罪功能辩驳“明知”的轻易入罪

设立多项轻罪罪名本身无疑降低了入罪门槛,自然伴生的轻罪扩张问题需要寻求出罪之法的平衡。司法者需要发挥“但书”条款对当下大量轻罪行为入罪的制约作用,通过对入罪标准的合理把控促进对“但书”条款出罪功能的运用,对符合“但书”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轻罪行为敢于出罪。司法实践中,“但书”出罪有以情节显著轻微且危害不大为由,认定行为人根本不符合犯罪构成而宣告无罪,和以形式上符合构成犯罪为前提,但进行情节严重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双重判断后实现出罪这两种模式;前一模式中,需要借助“但书”界定排除适用“推定明知”的各类可能,后者模式里,需区分“明知他人犯罪”和“明知他人从事违法行为”等差异,在犯罪构成之外实现“但书”里主观恶性小的“情节显著轻微”出罪功能。不论何种模式,在主观构成要件层面,都需要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但书”条款对轻罪构成要件“明知”进行限缩解释,慎用明知的“推定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推定明知”规则。

超出“明知”推定司法解释明示条款的分析与认定

在适用"明知"推定司法解释环节中,若案件事实与司法解释明示条款不符,仍可运用证据法原理和证据研判规则,对"明知"作出认定,无需受到明示条款的制约。"明知"推定司法解释中的兜底条款针对的是证据审查问题,无需受到"同质性解释"的限制。"明知"推定兜底条款在具体适用规则上通常应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在正向认定中,推定的逻辑本身具有合理性;二是在反向排除环节,能够排除涉案人员辩解的合理性。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规范诠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强化了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的特殊保护,使我国涉性犯罪的刑事法网更加严密。本罪保护的法益为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未成年女性的性健康发展;对本罪规定的"发生性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理解,但基于体系解释,应当与强奸罪关于"发生性关系"的理解保持一致;在界定本罪负有照护职责的主体时,应实质判断双方是否基于照护形成一定的特殊信赖关系;双方之间一般会因照护而形成紧密的生活共同体,能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未成年女性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本罪与强奸罪之间不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应将第二款理解为注意规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的类型化动态分析--以行为危险为中心

为达到预防网络犯罪的目的和规制帮助网络犯罪行为的效果,应当对帮助行为人“明知”的程度与帮助对象的刑事违法程度有所放宽,但为避免过分规制又应当谨慎把握放宽限度。对此,不应将“明知”程度与帮助对象刑事违法程度相分离,而应当将二者结合对组合的每一行为事实类型做出独立评价,以帮助行为的不法程度来确定是否应对其进行处罚。在可能出现的15种帮助行为中,行为人对帮助对象的违法性具有错误认识的与行为人可能构成推定明知的11种行为事实需要依据行为的危险大小判断是否构成犯罪。这11种事实类型大致分为行为人高估帮助对象的违法程度的构成故意帮助与过失帮助的结合、行为人低估帮助对象的违法程度的构成帮助既遂与帮助未遂的结合及可能构成推定明知的事实类型三类。故意帮助与过失帮助结合的类型需重点判断过失帮助行为的危险大小,帮助既遂与帮助未遂结合的类型需分析帮助未遂行为的危险程度,可能构成推定明知类型的则要判断应采取何种危险判断模式推定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的危险性。三种情形下的帮助行为危险判断方式并不一致,判断目标、判断主体、判断资料都因为犯罪事实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属于一种动态的类型化分析。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

因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辐射面广、隐蔽性强、犯罪成本低等特点,当前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网络服务提供者更容易成为犯罪的帮手甚至是犯罪的直接实行者。平衡信息发展与网络安全,筑牢网络安全底线,是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助力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在构建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体系化认定模式基础上,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安全管理义务边界、类型化归责缺失等刑事责任认定,应当准确区分"明知"的证明标准,合理适用推定规则。从理念、立法、司法三个角度,统筹惩治与预防两端,确立分级划分刑事责任、构建多维惩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