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

举证责任是法律预设的推定。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是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违法推定原则与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与行政行为公定力原则不矛盾。确立违法推定原则有助于推动行政审判方式改革。

行政诉讼违法推定原则探骊

一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是诉讼程序的灵魂,没有证据,再精巧的诉讼程序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对案件争议事实,如何提出证据,由谁来提出证据,就成为诉讼程序的设计者、主持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涉及到举证责任的问题。在我国民事证据理论上,关于举证责任的性质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学者们对举证责任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与民事证据理论的争议相对应。

转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认定

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反垄断法》关于转售价格维持的相关规定具有不同理解,导致双方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认定采用了不同的判断规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形成了转售价格维持认定的漏洞和缺陷。文章通过对竞争效果的分析以及规制原则的适用比较,建议我国采用统一的违法推定原则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进行认定,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细化完善纵向垄断的豁免条件,使我国转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认定更加明确统一。

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突破

近年来,扼杀式并购日渐演变为众多数字平台扩增市场力量,排除、限制竞争的终南捷径。这种短期内不影响市场结构的并购活动虽具有合法的交易外观,但却潜藏着深远的消极影响,其不仅会扰乱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给企业创新带来双向阻碍,还会对消费者福利造成实质性减损。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尚未与数字平台发展同频,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仍存在一些不足。譬如,以营业额为标准的事前审查申报制度过于单薄;传统方案中数字平台相关市场界定困难;现有举证责任分配有失妥当;事后监管疲软乏力。为促使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破解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困境,可考虑将交易额纳入事前申报门槛,适度借鉴国外“守门人”制度,合理调适数字平台并购交易的举证责任,增设事后观察期制度,营造更加和谐、有序、公平、公正的数字法治生态。

授权仿制药反竞争问题及其规制进路

授权仿制药作为专利药企业推出的一种竞争策略产品,本应具有丰富药品种类、提升消费福利、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向效应,但是当专利药企业以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推出授权仿制药时,该商业策略可能阻止独立仿制药进入市场并减少竞争,从而推升药品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健康利益。其中尤以非授权型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和解协议、扼杀式并购的外观表现最为典型。针对这两种行为,美国、欧盟已采取不少反垄断执法行动,以增加药品市场竞争、降低药品价格。现阶段专利药研发主要聚集于美欧大型药企,我国仍然是仿制药生产和使用大国。因此,建议对非授权型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和解协议宜从严适用推定违法原则,对涉及授权仿制药的药企并购宜审慎审批,并设置授权仿制药与独立仿制药的药品价格差,以促进我国药品市场竞争、提升消费者福利、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在执法过程中如何破除“违法推定”惯性思维,避免“冤假错案”?

自工作以来,时有执法部门领导和执法人员向笔者咨询“某公司/某人作出的XX行为违反了哪个法律规定、应该怎么定性处罚?”之类的问题。虽然笔者大多时候会给出合理有效的建议,但心里却比较反感这样的“违法推定”思维,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和法治精神。

浅析我国刑法中的违法性认识问题

1997年刑法典中没有规定违法性认识,而是采用"社会危害性"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当时打击犯罪的刑罚理念。随着人权保障条款入宪及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使我们不得不面临违法性认识要与不要的理论争议及司法处理难题。重新对违法性认识的概念、内涵进行厘定,并对两大法系的不同处理方式进行梳理,借鉴其立法上予以规定、司法上符合情理的解释方法。客观分析我国刑法适用中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犯罪故意间的理论混乱、司法界定模糊的情况,提出有限度地引入违法性认识理论,将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的认定要素之一,并进一步提出推定的认定方法予以解决。

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违法性

《反垄断法》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规制仅有原则性的规定,国家发改委和一些学术观点对其态度还停留在采用违法推定的模式。本文通过发改委和法院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持有的不同态度的案例来引出,然后将两种观点进行展开,并对观点的演进进行剖析,最后表明我国现在采用合理原则的必要性,给出一些分析的观点,完善我国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规制标准。

维持转售价格:合理原则与可抗辩的违法推定原则

长期以来,维持转售价格的适用原则都是反垄断领域讨论和争论的话题,基于目前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较为模糊和其产生的经济效果的复杂性,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维持转售价格对竞争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在对其进行规制时应适用合理原则,考察其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另一种观点基于维持转售价格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认为应当适用可抗辩的违法推定原则,无需考察其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与此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法院及法院内部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海南鱼饲料案”是我国第一次对维持转售价格行政处罚进行司法审查的案件,下面本文将结合“海南鱼饲料案”指出维持转售价格规制原则的现状,并对两种规制原则进行探讨。

专利反向支付协议反垄断规制探论:美国的经验及启示

在美国医药行业,一种由专利侵权诉讼的原告反方向对被告巨额支付以换取被告延迟或放弃进入市场的和解协议引发了广泛关注,此种被称为反向支付协议的特殊协议是专利链接制度的副产品。有别于第十一巡回法院对该协议适用专利范围测试和第六巡回法院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做法,美国最高法院选择适用经典合理原则展开分析,寄望通过对诸多因素的兼权熟计,降低错误成本。实际上,合理原则的局限性使得执两用中的推定违法原则成为解开反垄断规制之惑的最佳选择。作为知识产权强国和仿制药生产及消费大国,中国也具备滋生反向支付协议的制度和产业环境。中国制度语境下,应将该协议置于“禁止+豁免”分析框架下,实现维护竞争秩序、激励创新等多元价值权衡。

原则性禁止转售价格维持的立法正确性及其实施改进

转售价格维持竞争效果认定的模棱两可给依反垄断法对其的恰当处置带来了挑战。美国的Leegin案确立的转售价格维持之合理原则的正当性是有限度的,图景误置暗藏着消解我国反垄断法制统一性的危机。我国《反垄断法》原则性禁止排除、限制竞争的转售价格维持绝不是立法错误,对其适用的难点在于分析方法构造。立足本土,我国需要对有关转售价格维持"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规范意义及其分析方法形成自觉理解和自主选择。对转售价格维持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的分析方法具备适合性,但其依据不是"原则禁止+例外豁免"下的逻辑推导。为了避免可抗辩的违法推定陷入本身违法的陷阱,应着力构建转售价格维持的抗辩体系和抗辩清单,以此保障抗辩实质化。对转售价格维持执法案件的事后评估有助于执法政策优化和分析方法改进。

汽车行业价格垄断协议违法性认定与法律治理

近年来,汽车行业出现的形式多样的价格垄断协议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国家和地方反垄断执法机构及时行动,有效地规制了该行业内排除、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对规范汽车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和维护消费者合法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反垄断法》有关垄断协议条款的规定存在适用上的不明晰,引发了对汽车行业价格垄断协议违法性认定上的困惑,致使汽车行业经营者在面对行业规范与竞争规范双重规定时,如何应对面临制度上的障碍。故此,当前我国对汽车行业价格垄断协议违法行为的法律治理,有必要从更新反垄断执法理念(从威慑惩罚走向合规指引)、从调适行业规范与竞争规范之关系(注重行业发展与自由竞争的平衡)、从优化反垄断执法(合理执法、避免割裂式执法)以及从强化地方反垄断执法(尊重地方执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层面,设计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

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的规制研究

2021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专利法》中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为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的产生提供更多激励,但违法的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降低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效能,不利于该制度目的的实现,同时,现阶段,我国对于该类协议的规制较少。由于违法的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损害了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故对其进行规制具有必要性。虽该类协议的内容涉及专利法,但专利法无法准确识别其违法性。基于违法的该类协议将产生不合理排除竞争的效果,宜适用反垄断法中存在豁免情形的违法推定规则对该类协议予以审查。

原则性禁止转售价格维持的立法正确性:规范意义和分析方法

转售价格维持(RPM)竞争效果的模棱两可给依反垄断法对其的恰当处置带来了挑战。美国Leegin案确立的RPM之合理原则的正当性是有限度的,图景误置暗藏着消解我国反垄断法制统一性的危机。《反垄断法》原则性禁止排除、限制竞争的RPM绝不是立法错误,对其适用的难点却在于分析方法构造。立足本土,我国需要对有关RPM"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规范意义及其分析方法形成自觉理解和自主选择。对RPM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的分析方法具备适合性。为了避免可抗辩的违法推定落入本身违法的陷阱,应着力构建RPM的抗辩体系,以此保障抗辩实质化。

纵向价格限制规制模式探析

纵向价格限制对竞争的限制作用和促进作用决定了其理论的争议性。在国际上,美国和欧盟对纵向价格限制的规制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规制模式。本文在对我国的立法、司法现状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应使用更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规制模式。

反思与权衡: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法分析模式探析

转售价格维持是具有复杂经济效果的混合体。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盟竞争法对转售价格维持采取了不同的分析模式。实践中,我国发改委和法院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分析模式存在持续性冲突;理论上,我国反垄断法学界对该问题的主张取向不同。确立我国转售价格维持的分析模式须厘清《反垄断法》有关"禁止+豁免"的规范意涵,同时不能脱离对基础事实、管理成本以及分析模式之法律确定性和功能自足的考量,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具备适合性,但其依据不是"禁止+豁免"下的逻辑推导。为了避免可抗辩的违法推定落入本身违法的陷阱,应着力构建转售价格维持的抗辩体系和抗辩清单,以此保障抗辩实质化。

我国《反垄断法》规制转售价格维持之路径思辨

我国 《反垄断法》 关于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定遭遇 “适法分野” 的困境, 实质上反映了 “合理规则” 和 “可抗辩的违法推定” 两种分析路径的对立.结合我国市场环境、 制度传统及反垄断法实施现状等因素来看,《反垄断法》 借鉴欧盟竞争法的 “可抗辩的违法推定” 分析路径对转售价格进行规制是大体适当的.因此, 有必要对现有法律规定进行梳理和遴选以保障法律体系 “逻辑自洽”, 在现有框架上根据自身发展特点稳步推进 《反垄断法》 的完善.

垄断协议认定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研究

垄断协议认定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是"强生公司垄断案"判决所要解决的关键争议。从近5年法院审理和反垄断执法机关处理的若干典型垄断协议案件中可以看出法院和执法机关的观点在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从各国有关垄断协议的立法情况看,排除、限制竞争在垄断协议的认定中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如何认定排除、限制竞争垄断协议方面许多国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做法和具体的分析框架,这大大提高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分歧虽可通过理论解释初步加以澄清,但最终的解决仍有赖于立法的完善和制度的构建。

论个人信息侵权责任中的违法性与过错

我国法没有将违法性作为因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承担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个人信息处理者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推定责任,而违法推定过失不同于过错推定责任。个人信息处理者过错的认定也有别于其他侵权人过错的认定。保护性规范在个人信息侵权责任认定中对过错的判断具有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中的保护性规范包括: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规范、关于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权利的法律规范、关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的法律规范以及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义务的法律规范。其中,处理者违反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行为就是过失行为,即违法等于过失,不存在被推翻的可能;若处理者违反其他三类保护性规范,则可以对其适用违法推定过失,推定的结果可以被推翻。但是推翻违法推定过失不等于推翻了过错推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