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可以推扩的吗?——孟子“推恩”思想的阐释与启示

推恩是孟子性善论的重要维度,也是其仁政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孟子推恩思想在今天成为一个被普遍关注的课题,不仅是源于其当下意义,更主要是由其自身理论的重要性引起的。推恩涉及道德是否可以推扩这一问题,关于此问题的三种阐释路径各有自身的特色与限度。推理说揭示出孟子的论辩逻辑,但缺少对推本身的关注;推移说关注内心情感的对象转化与内外转变,但难以在转化中找到合理路径;推扩说的形上之思虽有其圆融性,但也不免有叠床架屋之嫌而与孟子本意相违背。道德的推扩问题不在于为道德行为寻求何种动机,而在于推的工夫本身所创生的意义。推恩于他人或对公德的遵从,并不主要从主体动机中寻求意义,而是从行为本身所开显的世界中获得生命的价值。

东汉列侯推恩分封问题辨正——东汉侯爵继承制度研究之一

东汉列侯的推恩分封是侯爵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具体有两种:分户推封与另立户邑。其中另立户邑的形式更为普遍,并非迟至西晋才产生。推恩分封在始封侯生前或逝后皆有可能发生,相较而言,在始封者死后推恩是其主流。列侯的推恩分封,其主动权控制于皇帝手中,推恩获封者的爵级多数与始封侯平级,少数会有所下降。

论孟子推恩说的深度悖论

孟子的“推恩”说试图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性的仁者爱人,由此把儒家理论架构的两大支柱———“孝”与“仁”内在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孟子同时又提出了“爱有差等”的原则,明确赋予血缘亲情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就导致他的推恩说陷入深度悖论,在传统儒家的理论架构内无法成立。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孙景坛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承上启下，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后来，人们认定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变革时，...

汉武帝下推恩令非元朔二年考

传统上认为 ,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 ,于元朔二年颁布推恩令。这一观点并不正确。根据现有史料分析 ,推恩令颁布的时间可能在元光六年或元朔元年 ;元朔二年春武帝再次颁布诏书 。

论孟子“推恩”说的现实性、困境及出路——以列维纳斯伦理学为参照

孟子的"推恩"说以恻隐之情为泛爱的基础,以差等之爱为追求的目标,以事亲从兄为实践的起点,这些均体现了其现实性。然而,"瞽瞍杀人"的案例却说明在亲情与公义间的两难选择前,"推恩"之法必然陷入困境,在列维纳斯的"第三方"概念的参照之下,孟子舍公义而全亲情的价值选择也充分显示出其不合理性。摆脱"推恩"困境的出路并不是"大义灭亲",而是要建构起完善的亲属回避制度。

孟子推恩说何以可能

推恩说是孟子实现其"仁政"理想的主要措施,它与孟子"爱有等差"的思想并不矛盾。推恩说具有可能性是因为孟子将血缘情感赋予自然的、本能的含义,同时强调这种血缘情感又具有高于自然的理性自觉。孟子以"孝"为"仁"的起点,实质是强调"仁"以人的自然性为起点,这使孟子的"仁"学具有高扬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内容;同时孟子并不局限于自然因素,他所强调的只是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需要奠基在人的自然而真实的情感之上,否则会导致虚伪的道德、导致对人性的扭曲。"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仁"的自然性起点并不意味着对理性自觉的否定。

“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

结合河间献王刘德诸子封为列侯的史实,论述了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的背景及作用,并考证了河间献王诸子侯国的地理位置。

试论孟子的“推恩”思想

围绕着"仁爱"在实质层面的展开,孟子将"推恩"思想作为其哲学理论建构的不可或缺的着力点。"推恩"突出以"亲亲"之仁为出发点和前提,力图通过由"吾"到"人"以及"天下"的"推"的过程,最终达至"亲"、"人"、"物"三者各得其所"爱"的价值目标,而此三"爱"又构成孟子视阈中"仁爱"的整全形态,其中渗透并体现着孟子所一贯秉持的"中道"精神。

“酎金案”后推恩令的实行——以《汉书》诸表为中心

"酎金案"加剧了捍卫王国利益与主动执行推恩令的矛盾性。"酎金案"后,推恩分封更多集中在王位更迭之际进行,其比例由"酎金案"前的7.2%增长至43.1%。王位更迭之际既是王国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期,也是汉廷权力的最佳介入期。嗣王在王位更迭之际主动执行推恩令有利于王位继承的顺利进行。汉廷也试图通过权力的隐性介入来确保推恩令的有效延续。从《汉书》诸表来看,"酎金案"后推恩令的实行过程较为复杂,班固极具王朝"大一统"色彩的记述是对这一过程的简单化建构。

论西汉推恩制度的思想渊源——兼论西汉统治阶级内部达到和谐的代价

具有浓厚的法家色彩的推恩制度,其理论直接来源儒学,间接出自道家。在施行推恩制度构建专制皇权的过程中借用还是吸收儒学,在血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关系处理上是偏持还是兼顾,使得汉武帝与主父偃在关于专制皇权构建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也使推恩制度在实践中产生困惑。从主父偃到汉武帝,推恩制度理论在实践中不是一层不变的,其所遭遇的困惑及最终解决是以主父偃的悲剧人生结局为标志和代价的。

孟子“推恩”说

孟子“推恩”说张俊相在博大精深的孟子哲学中，贯穿着一个可以被称作“推恩”的思想方法。《孟子·梁惠王上》有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适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

《推恩令》与“大一统”思想

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了尽早结束国内的宗教战争,颁布了《南特敕令》。在《南特敕令》之下,胡格诺教徒不仅在宗教、法律、政治上获得了法国国王的承认,有宗教信仰、担任国家官职的自由,更在军事上获得了可以修筑城堡、拥有军队和武器的许可。法国国内很快便由此涌现出了一百多个国中之国,对其中央王权的稳定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强化王权和加强中央集权,在随后的近一百年间,法国国王先后颁布了《阿莱斯恩典敕令》和《枫丹白露敕令》,尽管这些敕令最终使得法国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天主教在法国的核心地位,但其在推行过程中仍然过于简单直接,缺乏政治智慧。尤其在《枫丹白露敕令》高压下,法国的新教徒不得不背井离乡。新教徒的离开于法国而言,是技术与人才的双重损失,也最终导致了后来英法争霸中法国处于劣势。而早在公元前127年,中国西汉汉武帝同样面临着国内诸侯国尾大不掉的难题,若同法国一样“一刀切”直接铲除封国,势必会导致战国故土人心涣散,加剧汉帝国内部离心倾向,长远来看,这对于汉帝国解决北患、向西开辟丝绸之路是不利的。在既要强化中央集权,又要巩固地方人心这一看似“两难”的局面下,汉武帝颁布了《推恩令》。规定地方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外其他庶子同样可以分割部分领地为列候,归郡统辖。两条法令带来的效应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大一统”格局由此定型,而在法国《枫丹白露敕令》折射下的欧洲至今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研究“推恩令”对于理解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和古代政治智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主父偃献策推恩后“王子毕侯”质疑

《汉书·王子侯表》载: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献策推恩后,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支庶毕侯矣。”《汉书·武帝纪》亦载:元朔二年诏下之后,“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可见,班固认为主父偃献策推恩后“王子毕侯”。后人莫不沿袭此说。如清人齐召南曰:“至主父偃之策行,则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矣”(《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后附考证,见《四部备要》第15册第391页)。张维华先生曰:“偃策得行之后,诸侯王子弟亲属。

从汉武帝的“推恩令”谈“宽猛相济”

<正>在我国卷帙浩繁的圣人贤传和治国方略中,“宽猛相济”的领导艺术可谓屡见不鲜。尤以在位五十四年,被史书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运用得最为成功。他不拘泥于“仁”,也不一味地崇“刑”。而是采用“推恩令”的办法,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诸侯王势力问题,体现出“宽猛相济”、“恩威并重”领导艺术的灵活运用。推恩令是“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将所封地分给其余子弟,这样“彼从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汉书·主父偃传》）用推恩令的办法,可避免动用武力,又能达到削弱诸侯王并施恩于众的目的,可谓两全其美。“推恩令”既避免了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正面冲突,同时又以宗族血缘关系,温情脉脉的以推恩令的办法,获取了恩惠的美名,从而得到大批诸侯子弟的拥护,收揽人心。汉武帝这种既打击又恩抚;既控制监督,又宽容礼遇;既抑制又妥协,边削边封的策略,是“宽猛相济”领导艺术在实践中成功的运用。

从“推恩令”的实施看“连续性建议”的特点和作用

主父偃是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的重要谋臣 他出身贫寒,怀才不遇,直到元朔元年(前128年)直接上书九条,始得汉武帝重视。此后他大展才华,连续为汉武帝献计献策,成为武帝决断国是的重臣之一。在主父偃诸多的有效建议中,以削弱诸侯权势、巩固汉皇政权为目的,以连续建议、分层实施为特点的“推恩令”,处处闪耀着“

荀子对孟子“推恩”说的演进

孟子重视仁政,倡导君王“推恩”以践行仁;荀子则进一步指出,“推恩”的关键是“理”,“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以理为指导,仁恩的推广才能得以展开。仁的推广欲尽其全,需要以义理为指导,“处仁以义,然后义也”。仁的施行还要尽善,关键在于礼,“礼,节也,故成”“先仁而后礼”。相较于孟子,荀子仁学强调仁的实践品格,既重视行仁的深入拓展,也凸显成仁的整体完善,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反其本而推之”——朱子对《孟子·梁惠王上》“推恩”问题的理解

"推恩"问题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以羊易牛"章。所谓"推恩",简单地说,指的是行为者在面对某事物(或境况)时发现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心"会自然产生某种道德反应,并将此"心"所产生的道德反应推而广之,施加到其他相关事物或境况中去,以使该行为者在面对其他相关的事物或境况时也能作出相同的道德反应。"推恩"理论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中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本文所要处理的只是朱熹对"推恩"问题的解释。本文的基本主张是:西方学者的相关解释固然有其优越之处,但相比之下,朱子的诠释更能显示出理论的整全与一致。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方面尝试透过朱子的理解以显示朱子理论的主要特色,并以此回应西方学者的解释;另一方面也试图透过朱子的这种解释以呈现朱子在某种意义上对孟子理论的"扭转"。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孟子“推恩”说,上承孔子“忠恕”说,下开理学家“万物一体之仁”说,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明。“推恩”乃儒家“仁爱”之术,是指人藉推己及人的方法将人之血亲情感普遍地诉诸他人。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以及基督教“博爱”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的“兼爱”,计较在交相利,基督教的“博爱”考量在契约回报;提倡契约上的平等回报,其实也就是在提倡利益计较,则较之墨家“兼爱”及基督教“博爱”,儒家“仁爱”显然具有非“功利”性、非“契约”性之特色。就精神文明形而上而物质文明形而下来说,儒家“仁爱”因倡导无“功利”计较的泛爱众,在精神境界上要比重“功利”考量的“兼爱”及“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

主父偃献策推恩与汉武帝下推恩令应为元朔二年辨

高敏先生在《武帝令诸侯王自裂地分其子弟之制的创立年代质疑》(以下简称《质疑》,文见《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80—382页)一文中对司马光认为“主父偃的建议、《王子侯表序》所载的推恩令及《武帝纪》所载的元朔二年春正月诏,同发生于一年,三者所指是同一回事”提出怀疑。他认为:“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之事,应发生于元光元年之后和元朔元年之前,即公元前134年之后和公元前128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