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规约君权”理念:“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新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易白沙所作《孔子评议》。《汉书》中班固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来概括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来赞美汉武帝的政治决策。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经历了一个汉武帝吸纳"儒术"治国的程度由弱变强的转变。前者是汉武帝"建元新政"中对博士官的"儒家化"政策,后者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的要旨。"推明孔氏"是为了树立孔子的"素王"地位,确立儒家为汉代的意识形态。"抑黜百家"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让国家的行政团体用儒家思想治国。而通过"兴太学"推贤进士正是董仲舒"抑黜百家""提议"的制度落实。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再辨析

董仲舒并未如俗论所言,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最早提到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说相关的论述者为班固,是因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讲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以下四方面可以澄清误解,还原学术史的真相:与董仲舒关系密切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述及此事;《汉书•艺文志》认为诸子属六经之支与流裔;终两汉之世诸子并未废绝;董仲舒思想已融汇诸子百家。

论董仲舒对“天下为公”理念的制度设计——从五四“反传统”的反思说起

五四的“反传统”视域往往用“支持专制”来定性孔子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截然不同,前者是古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治世工具,而后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天下为公”。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以来的“天下为公”理念,并试图在汉武帝时期实现“天下为公”的制度化。《天人三策》所内蕴的“推明孔氏”问题,其目的是凸显孔子“素王”的地位,实现《春秋》(“素王”之文)为汉帝国立法,有效限制君权,这是“天下为公”的法治保障。《天人三策》内蕴的“抑黜百家”问题,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实现儒家士大夫与君主的“共治天下”,而“抑黜百家”在教化制度上的落实则是“兴太学”,在制度层面推进“选贤与能”与“讲信修睦”,这是“天下为公”的德治保障。董仲舒制度化“天下为公”的努力受到了古代帝制与五四思潮的双重否定,古代帝制“霸王道杂之”的治世理念限制住了儒家“君臣共治”的理想,五四思潮所追求的“大众民主”对儒家的“精英政治”理念予以批判。董仲舒对“天下为公”的制度设计的政治遭遇,内蕴着“道统”与“政统”的内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