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合形态下“掩隐罪”与“帮信罪”适用辨析

考察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可发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传统犯罪之间界分、处断的司法适用现状较为混乱,这一现象在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产生竞合时体现尤甚。应当明确两罪名之间为想象竞合关系,而非法条竞合关系。当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出租、出售银行卡,实施转移资金等行为,主观上对于上游的犯罪活动以及转移支付的资金性质呈明知态度时,同时触犯两罪名,此时应当以“择一重”为原则论处,即根据具体案情选择适用宣告刑较重的罪名。

帮信罪抑或掩隐罪:支付结算型帮助行为的归属困境及出路

“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是帮信罪的行为模式之一,行为人实施帮助正犯转移、隐匿犯罪所得行为还受掩隐罪构成要件的检验,致使其行为游离于两者之间,时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破解此困境需要以限缩解释的立场出发,将其放置在共犯行为正犯化立法例的框架下,基于行为的帮助属性,遵循帮助犯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性,以行为发生阶段为基准,并将其与掩隐罪入罪主观层面的“明知”在内容与程度上作出不同程度的界分,厘清行为人实施“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从而实现帮信罪立法之初所期达到之效果。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入罪边界

掩隐罪的适用在全链条打击电诈犯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司法适用率激增。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掩隐罪有明确的入罪边界,以便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经由实质解释可知,掩隐罪的保护法益包含司法识别与司法追缴二重构造。根据该二重构造可将掩隐罪的客观行为类型化,并据此合理划定掩隐罪中“其他方法”的边界,以及为主观明知的认定归纳出清晰的判断规则。共同犯罪的本质是团体性。掩隐罪与上游犯罪共犯的区分标准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形成了能够期待协同互助且具有一定拘束力的意思联络。

支付帮助型犯罪的治理困境与司法因应

近年来,信息网络犯罪呈现社会危害大、综合治理难的双重困境。支付帮助型犯罪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超额入罪要素与轻缓化处理结果,衍生侦办方式异化、退赔困难、预防效果差等消极现象。症结在于事后治理的传统模式与古典学派的预防论已然脱节、宽严相济政策演变为“严而不厉”政策,司法环节的碎片化认定、流水线操作进一步扩大行为规制漏洞。亟须从提高案件侦办效率、激活刑事和解制度等方面完善体系。从明确打击重点与实质化适用掩隐罪角度廓清宽严相济政策。从优化信息互联互通、追赃退赔等角度实质化参与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