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电信诈骗资金交易黄金行为的司法认定——以深圳黄金公司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例为视角

黄金公司以涉诈资金交易黄金行为应当适用“综合”认定规则适用罪名。在客观上,“涉诈资金”与“交易黄金”要素不仅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供支付结算功能”,还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在主观上,黄金公司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就已经满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明知”要素。在完善“竞合说”的基础上,提出上游既遂犯罪前、既遂后仅提供账户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既遂后提供账户并实施转账、取现等行为二罪想象竞合的“综合”认定规则,同时,判断犯罪数额,应当以狭义和广义的“涉诈资金”概念区分二罪的刑事责任。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标准

帮信罪与掩隐罪危害行为竞合、侵害法益交叠、历史沿革相继,具有高度相似性。帮信罪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引发“口袋罪”担忧,学界主张以掩隐罪分流处置,亦契合掩隐罪作为洗钱犯罪适度扩张趋势。帮信罪与掩隐罪区分理论包括时间节点、客观行为、主观认识、犯罪对象、查证程度区别说。经过实践检验,时间节点区别说因无法达成两罪区分目的被排除,客观行为区别说衍生出三个判断要素与犯罪对象区别说、主观认识区别说、查证程度区别说相呼应,最终形成以客观行为为统摄,主要侵害法益、主客观相一致、罪责刑相适应三位一体区分原则,三者形成层层递进规则为帮信罪与掩隐罪区分供给标准。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司法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刑法修正案(六)》确立的新罪名。该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点在于,区分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可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的犯罪所得应当按照狭义解释;犯罪所得收益应理解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产生的超过犯罪所得的利润;对于"情节严重"的量刑应当区分不同的赃物的性质来界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

掩饰、隐瞒犯罪直接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间接损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利。掩饰、隐瞒犯罪与上游犯罪存在独立和依附的双重关系。司法上认定掩饰、隐瞒犯罪不必要求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犯罪数额,只要行为严重危害了司法活动,就可以定罪;与上游犯罪人事前或事中通谋的,按上游犯罪的共犯定罪处罚。掩饰、隐瞒犯罪的成立不必以上游犯罪的确定为必要条件,上游犯罪行为的完成形态与掩饰、隐瞒犯罪成立没有必然的关联。为上游的非犯罪行为掩饰、隐瞒赃物的,不成立掩饰、隐瞒犯罪;从善意取得人处获取犯罪所得的行为、为亲属窝藏犯罪所得的行为可以构成本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明知”问题的再认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以明知为前提的故意犯罪,正确理解"明知"与准确判断"明知"是认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关键。对于是否"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应以证据存在为基础,综合考察行为当时各种客观情况作出合理判断。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司法疑难问题探讨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犯罪所得包括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得的物品,以及由这些物品转变、转换得来的物品和与这些物品相混同的物品。刑事司法上应该结合总则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来认定行为人的明知。明知包括确定的明知和明知可能性两种;可以运用推定的方法对之加以证实。本罪与其他相关犯罪存在法条竞合时,应依特别法优先的原则来处理。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犯罪、经济犯罪呈现高发趋势，而作为其下游犯罪的一般赃物犯罪日趋增多．也呈现了新的特点，涉及的犯罪领域越来越广泛，涉案数额价值越来越大．行为方式层出不穷，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

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分

洗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经济犯罪,对于常规的金融管理工作有着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干扰到国家的经济安全。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和洗钱罪的界定有一定的联系。基于此,本文将探讨洗钱罪、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以及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间的区别。这些犯罪行为都与非法资金和犯罪所得有关,但在其定义、目的和行为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差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犯罪行为的本质以及它们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侵犯法益的不同进行了研究,然后阐述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犯罪对象的不同,对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行为方式的不同进行了解析,分析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主观目的,最后对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客观行为的不同进行了合理的阐述,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竞合抑或全异:辨析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之关系

从我国刑法的静态法律用语来看,第191条的洗钱罪与第312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有着交叉的内容,在表面上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若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的立法价值、性质和构成要件分析,该罪在犯罪对象、行为方式、明知的内容、犯罪目的、犯罪主体、法定刑等方面,与洗钱罪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在本质属性上不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1997年刑法典第312条作了修正。较之前的内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方面行为、主观方面的"明知"等内容都有适当的修正,从而使得其罪质、本犯的处罚范围以及认定等诸多方面具有相应的变化,同时也为司法实践带来许多新问题。要正确认识本罪与其他罪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注意本罪与善意取得的区别及定罪处罚的标准。

走私犯罪中相关掩饰、隐瞒类行为的司法认定分析

与走私犯罪相关的掩饰、隐瞒类行为的罪名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洗钱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前者是普通罪名,后二者系特殊罪名。走私犯罪具有特殊性,上述行为的认定须结合构成要件符合标准、犯罪对象标准、时间标准、主观故意标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后又销售的,不宜认定为洗钱罪。间接购私的,应根据主观明知,分别以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认定。在自洗钱行为入罪后,对于走私后又自洗钱的,应当数罪并罚。

浅析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别

洗钱作为一种严重的犯罪,不仅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而且损害金融管理秩序,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和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都是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两罪在法条内容上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两罪在侵犯法益、犯罪对象、行为方式、主观目的等方面有实质性的区别。明确两罪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司法适用。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洗钱罪的补漏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在修改了洗钱罪条款的同时,将原来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弥补了刑法第191条洗钱罪条款涵盖面过窄的固有缺漏。对于不构成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其他洗钱犯罪行为,可以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

受贿帮助犯与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 析吴某受贿案、夏某洗钱案

一、基本案情吴某，男，54岁，案发前系某国有企业采购部部长，负责单位生产用品、办公用品等采购。2009年初。吴某所在单位计划采购一批生产机床，并向社会公开了招标信息。林某为某机床制造单位的业务员，为使本单位的产品在本次招标中中标，林某通过他人介绍私下找到吴某，向吴某推荐本单位的产品并表示可以给吴某个人好处，吴某答应会予以照顾。后林某所在公司果然顺利中标，林某为感谢吴某的帮助．从单位财务领出一张50万元的转账支票，并与吴某约定在某饭店见面。后吴某约其好友夏某一同驾车前往该饭店吃饭．二人到达该饭店后吴某让夏某在饭店包间等一会．随后吴某在该饭店另一包间找到林某．收受了林某给予的支票后返回包间将支票交给夏某．要求夏某帮忙将该支票换成现金．在夏某的追问下吴某告诉夏某该支票的真实来源，夏某予以答应。后夏某将该支票换成现金后交给昊某。

收购野生动物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适用困境及立法完善

因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切断非法买卖野生动物交易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立法解释,对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予以收购的行为指引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法规定。这属于立法中的法律拟制,客体主要是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制度。在实行"最严制度"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时代背景下,现行收购野生动物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司法解释存在诸多不足,亟待修改完善:一是本罪的成立不应以上游非法狩猎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二是对职业收购人、收购数量巨大、拒不交代上游非法狩猎行为人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档法定刑;三是本罪罚金刑的幅度应当高于行政罚款。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若干实践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洗钱罪与上游犯罪原则上应采用并案诉讼;在上游犯罪的行为人暂时无法到案的情况下,可以对洗钱罪进行分案诉讼,但应采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并根据后续诉讼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新析——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主体是否包括本犯、主观方面明知的认定、上游犯罪的类型、行为方式的范围以及本罪的保护法益问题,无论在司法实践还是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论,特别涉及与洗钱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存在竞合时将如何区分。在对最近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读的基础上,适当结合德日赃物犯罪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对该罪具构成要素重新认识和探析,理论上结论的统一反过来将进一步明确并推动实践中的做法。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构成新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妨碍正常司法活动秩序的犯罪,是故意犯罪。2009年11月11日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对本罪作出了具体界定。本罪的主体不包括本犯,主观方面是明知的故意,犯罪对象是涉及财产性所得及利益犯罪的所得和收益,行为方式要求能起到掩饰、隐瞒的效果。《解释》的实施对本罪构成特征的重新认识和保护法益的探究,能达到澄清理论和推动实践的效果。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保护法益侵害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合并进行诉讼,能够在全面把握共生犯罪的同时查明派生犯罪的前提性事实,准确认定犯罪,防止出现撼动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浅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条件限定

行为人明知系他人取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尽管他人可能因不符合犯罪构成不构成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对行为人仍然可以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