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之界分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量大幅上升。引发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司法实践未能妥善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目前学界有关上述两罪名的区分标准存在时间标准说、构成要件说、查证程度说三种理论学说,这三种学说均只关注了两罪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并仅针对特定方面提出区分标准,难以解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问题。要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有效界分,需坚持以符合构成要件作为形式标准,以罪名保护法益为实质标准,以主客观相统一为评价标准,并以疑罪唯轻原则为证明标准的综合区分标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标准

帮信罪与掩隐罪危害行为竞合、侵害法益交叠、历史沿革相继,具有高度相似性。帮信罪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引发“口袋罪”担忧,学界主张以掩隐罪分流处置,亦契合掩隐罪作为洗钱犯罪适度扩张趋势。帮信罪与掩隐罪区分理论包括时间节点、客观行为、主观认识、犯罪对象、查证程度区别说。经过实践检验,时间节点区别说因无法达成两罪区分目的被排除,客观行为区别说衍生出三个判断要素与犯罪对象区别说、主观认识区别说、查证程度区别说相呼应,最终形成以客观行为为统摄,主要侵害法益、主客观相一致、罪责刑相适应三位一体区分原则,三者形成层层递进规则为帮信罪与掩隐罪区分供给标准。

涉电信诈骗资金交易黄金行为的司法认定——以深圳黄金公司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例为视角

黄金公司以涉诈资金交易黄金行为应当适用“综合”认定规则适用罪名。在客观上,“涉诈资金”与“交易黄金”要素不仅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供支付结算功能”,还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在主观上,黄金公司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就已经满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明知”要素。在完善“竞合说”的基础上,提出上游既遂犯罪前、既遂后仅提供账户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既遂后提供账户并实施转账、取现等行为二罪想象竞合的“综合”认定规则,同时,判断犯罪数额,应当以狭义和广义的“涉诈资金”概念区分二罪的刑事责任。

“两卡”案件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兜底倾向与合理限缩

当前,“两卡”案件刑事治理存在一种兜底现象:未达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罪量”标准的“卡农”,会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因“两卡”案件中帮信罪与掩隐罪的规制对象发生混同,这一兜底倾向不仅违反了罪刑均衡的原则,也打破了行刑区分的界限.问题的根源在于司法机关只关注法律的形式理性,而忽视了实质理性.应当明确“卡农”的行为并非导致司法机关无法追查上游犯罪的直接原因.因此,“卡农”难以成立掩隐罪的正犯,而以掩隐罪的共犯追究“卡农”的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则需严格证明“卡农”与正犯之间的共同故意.

走私犯罪中相关掩饰、隐瞒类行为的司法认定分析

与走私犯罪相关的掩饰、隐瞒类行为的罪名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洗钱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前者是普通罪名,后二者系特殊罪名。走私犯罪具有特殊性,上述行为的认定须结合构成要件符合标准、犯罪对象标准、时间标准、主观故意标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后又销售的,不宜认定为洗钱罪。间接购私的,应根据主观明知,分别以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认定。在自洗钱行为入罪后,对于走私后又自洗钱的,应当数罪并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构成新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妨碍正常司法活动秩序的犯罪,是故意犯罪。2009年11月11日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对本罪作出了具体界定。本罪的主体不包括本犯,主观方面是明知的故意,犯罪对象是涉及财产性所得及利益犯罪的所得和收益,行为方式要求能起到掩饰、隐瞒的效果。《解释》的实施对本罪构成特征的重新认识和保护法益的探究,能达到澄清理论和推动实践的效果。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司法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刑法修正案(六)》确立的新罪名。该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点在于,区分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可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的犯罪所得应当按照狭义解释;犯罪所得收益应理解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产生的超过犯罪所得的利润;对于"情节严重"的量刑应当区分不同的赃物的性质来界定。

浅析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别

洗钱作为一种严重的犯罪,不仅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而且损害金融管理秩序,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和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都是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两罪在法条内容上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两罪在侵犯法益、犯罪对象、行为方式、主观目的等方面有实质性的区别。明确两罪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司法适用。

“两卡”类犯罪罪名适用问题司法探析——侧重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司法实践中,对于“两卡”类犯罪予以了严重的刑事制裁。常用的罪名一般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审理“两卡”类犯罪时,“明知”“多次”“其他方法”的认定与传统掩饰、隐瞒犯罪并不完全一致,以往看似明确的标准在“两卡”类犯罪定罪量刑时出现了动摇,更需要注意的是,该类犯罪中实施掩饰、隐瞒犯罪行为的时间点是必须要认真查证属实的,因为这将直接影响着掩饰、隐瞒犯罪的成立。以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为主线,尝试着构建规制“两卡”类犯罪的罪名适用体系。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只要参与人事前和本犯的沟通或约定,与本犯造成的法益侵害之间具有心理的因果性,就属于“事前通谋”,成立上游罪的共犯。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形下,原则上按参与时点是本犯既遂前还是既遂后,分别认定为上游罪的共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少数情形下,只要本犯通过不法行为取得了赃物,即使本犯尚未既遂,参与人的行为也可能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罪的本犯、共犯以及行为仅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人实施的掩饰、隐瞒赃物的行为不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在电信诈骗既遂后实施的取款行为,构成对银行现金的诈骗罪或盗窃罪,与上游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形成包括的一罪,应从一重罪论处。第三者以本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基于与本犯的合意在电信诈骗既遂后实施的取款行为,均构成对银行现金的诈骗罪或盗窃罪,只不过该行为可能同时就本犯的犯罪所得构成财产罪或赃物罪,形成想象竞合。

电信网络诈骗取现行为的定性辨析

随着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对于在犯罪中收取被害人所转款项的取现行为,定性为诈骗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其原因是取现行为构成“两罪”的主观方面使用相同的“明知”表述。准确把握“两罪”“明知”的区别,对每个案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准确定性。取现行为人与电信网络诈骗犯存在事前通谋,或者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帮助取现,则构成诈骗罪;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既遂之后,取现行为人明知其所取款项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帮助取现,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诈骗致人自杀 团伙从严惩处

【案例】邱某加入诈骗团伙实施电信诈骗,并逐渐成为团伙组织者。该团伙先后骗取多名被害人财物共计37万余元,且造成一名被害人自杀。案发后,法院对首犯邱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对其他8名被告人分别以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至3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相应罚金。

网络诈骗犯罪取款人司法定性研究

对网络诈骗中取款人刑事责任定性的关键在于正确界定“事前通谋”的含义,这是区分取款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或者诈骗罪共犯的主要标准。在诈骗行为既遂之前的通谋,都属于“事前通谋”,“失控说”应该是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在不存在事前通谋的情况下,取款人连续为同一网络诈骗行为人取款的,要分情况论:同一诈骗行为人只实施了一次诈骗行为但将赃款分成多个账户,取款人连续多次将赃款取出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同一诈骗行为人在实施多次诈骗行为并都已既遂之后,取款人将这些犯罪所得分多次取出的,也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诈骗行为人在不断实施诈骗行为过程中,取款人多次为其取款的,以诈骗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联合发布《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就审理此类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该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总基调,坚持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协调统一和配合协作,就盗采海砂违法犯罪中的罪名适用、上游犯罪成立的证据认定、主观故意认定、劳务人员的责任认定、犯罪工具和涉案财物处置等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

上下游关联犯罪中掩隐罪的退赃退赔问题探析——以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为视角

当前,学界对推动刑事涉案财物实质化审理的呼声强烈,追缴和责令退赔这两种涉案财产处置措施的准确适用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典型的下游犯罪,与上游犯罪紧密关联,实践中该类关联案件的退赃退赔存在诸多问题。归类在妨碍司法罪的掩隐罪,直接适用追缴具有形式上的正当性、充分性,但追缴存在不能完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逻辑瑕疵。在有明确被害人时,处置涉案财物应当准确运用责令退赔,以发挥其民事赔偿功能,切实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修复社会关系。以掩隐罪为例的事后型犯罪行为人与上游犯罪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理应对被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负有退赔义务。

电信诈骗“外围”帮助行为的刑法定性

司法实践中,对于电信诈骗“外围”帮助行为的定性,存在诈骗罪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三种情形。以既遂时点为区分,诈骗罪共犯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帮助行为须促进犯罪活动的实施,因而实施于诈骗罪既遂前。诈骗罪帮助犯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为物理帮助,还包括因“事前通谋”而形成的心理帮助。行为人未“事前通谋”而仅有转移赃款的故意,他人利用其收取赃款的,属于实行过限,仅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关键区分在于帮助行为的发生时点而非上游犯罪是否查证属实,应当激活这一兜底罪名,同时把握其对行为的独立性和危害性要求。诈骗罪帮助犯的成立不要求形成诈骗合意,双向默契或单方明知亦可纳入共犯评价范围。以“明知”为核心界定主观内容对于区分个罪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应当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严格运用“推定”原则。

非法第四方支付行为之刑法教义学分析

非法第四方支付不仅为网络犯罪聚合支付通道、接入支付接口,还帮助其转移资金。在“林某甲等8人非法经营案”中,法官认为非法第四方支付构成相关网络犯罪的从犯与非法经营罪的想象竞合。不过,该定罪结论值得商榷。其一,由于共同故意的消解以及刑事政策相关规定的限制,非法第四方支付难以构成相关网络犯罪的从犯。其二,非法第四方支付参与相关网络犯罪并未侵犯市场秩序,也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根据刑法教义学分析,聚合支付通道、接入支付接口这一前行为的本质是一种技术性帮助,应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其后转移资金的目的在于避免资金被监管,应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罪数关系上,两行为成立牵连关系,应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包括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个罪名。对个人信息的理解应从广义上把握,即将个人隐私也纳入个人信息的范畴。两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具有各自不同的内容,而不应统一解释。对事前无共谋,事后帮助他人出售非法获取的信息的行为,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洗钱罪的理解与适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切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修订以后,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是否适用“自洗钱”入罪的规定,应当立足于传统的赃物犯罪理论,结合清洗的行为性质进行界分。对于“明知”的认定,要以“概括性认识说”为标准并将“自洗钱”和“他洗钱”进行区分。上游犯罪与“自洗钱”存在竞合之下应数罪并罚。在洗钱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竞合之下,若行为人仅实施了提供资金账户的帮助行为,宜认定为洗钱罪;若行为人提供资金账户以后又协助转移资金的,应数罪并罚。

跨境电信网络新型犯罪的定性与量刑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信网络技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1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属于“其他严重情节”;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属于“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公民个人信息”包括通信通讯联系方式,通过购买非法获取的电话号码,且经证实购买的10000个电话已拨打出去2000多个,多为有效号码,该数量已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