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和提出证据责任

(一)在刑事证据理论中,通常人们对于“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未加区分。我认为,应当把二者区分开来。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提出证明主张,并举证证明的责任。证明责任在不同的证据制度下,含义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讲,都包括三个方面的责任;第一,提出证明主张,第二,收集或提出有关证据,第三。

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的比较法分析

大陆法系以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辅之以被告人的证明必要,而以客观证明责任为主;英美法系以说服责任和提出证据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而以提出证据责任概念为主。两大法系证明责任概念之间存在深层的差异,而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陪审团制度和法官审制度以及犯罪构成方面的差别。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

无罪推定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

本文对刑事证明责任的概念内涵作了考察和辨析,认为刑事证明责任的本质在于,控辩两造于口头辩论终结后,某一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而由某一方承担不利益后果的危险。文章进而探讨了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指出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倒置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并且无罪推定原则的违反不能被正当化。因此,应当坚持无罪推定原则的绝对性,对犯罪构成要件、纯粹量刑要件、程序要件的证明责任作出合理的分配。

利益裁量与要件规制：美国民事证明责任理论与启示

美国没有成文法体系,但是同样会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问题。面对这个两大法系共通的问题,没有民事诉讼法证明责任理论因其诉讼构造上的特殊性体现了诸多特色。美国在证明责任分配方法及思路上,可以为处于法文化另一端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提供诸多启示。

刑事举证责任的理性思考

刑事诉讼举证责任是刑事证据法学的重要内容 ,它与无罪推定原则紧密相联。本文认为举证责任应为一种败诉风险负担 ,应把它与提出证据的责任相区别 ,以理清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的证据责任问题。

严格区分“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

证明责任的概念作为证明责任论的基础,它的模糊性不仅影响证明责任论的发展,更是影响司法审判中正确分配证明责任。通过对证明责任的本质和容易与其混淆的提出证据的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的性质进行分析,论证:有必要严格区分"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以及区分。

论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证明

《民法总则》中关于不当得利,除了将“没有合法根据”的表述改成“没有法律根据”,将权益归属说彻底替代了违法性说以外,条文的出发角度也表明受损人“请求”受益人予以返还权益的色彩愈发浓厚,“没有法律根据”这一要件也就值得重新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导致仅研究证明责任分配不足以让“没有法律根据”证明得到妥善安排,证据提出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妥善结合应为破题之道。

客观—主观证明责任体系解构

客观—主观证明责任体系是大陆法系证明责任概念的主流话语理论,其与域外的其他证明责任概念话语理论有较大的区别。该理论虽在中国学界最受推崇,但也多有"迷思":无论是信奉者,还是异见者,往往都没有完全正确认知其概念逻辑与问题。该理论值得肯定的问题意识是,概念的建构需要处理在某些制度语境中可能出现当事人自身的证明不能与裁判者的不利后果分配之间不具有直接对应性的问题。但是,其在概念方法上存在着不当地将证明责任的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割裂开来、将行为责任进行抽象责任与具体责任的虚假区分,以及这些概念方法与"打包"型概念的规范指引功能不足等问题。有必要抛弃客观—主观证明责任体系,重构证明责任的概念话语体系。

证明责任视角下民间借贷诉讼中的借款单据鉴定问题研究

在民间借贷诉讼的司法实务中,关于争议借款单据的申请鉴定责任如何分配,一直存在分歧。通过整理相关民事诉讼证明原理可知,只有当借款单据的真实性与待证事实存在关联、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有意义,而且借款单据真实性争议能够通过鉴定澄清时,启动鉴定才是必要的。申请鉴定责任不能一概而论地分配给原告或者被告,而应根据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当前法官的心证状态来确定提出证据责任的归属,并由负担提出证据责任的当事人负责提出鉴定申请。

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概念

随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举讧责任的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和广泛,国内学者在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者概念使用上经常发生混淆,从而导致一些非本质性的争论,我们十分有必要从两者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还原两者的关系,并分析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两者的关系形成的原因,并就统一规范两者概念的使用提出一些建议。

证明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诉讼中的适用

前言证明责任分为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又称为形式的证明责任,或者证据提出责任,是指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对争议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责任,其目的是避免败诉。~1主观证明责任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具体的要证事实举证"。客观证明责任,又称为实质的证明责任、判定责任或判定之风险,其实质是如果当诉讼中的一项事实主张最终不能被证明时,也即在法官对该项事实主张存在或者不存在始终无法判定的条件下。

论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及其履行——以积极辩护为中心

在特定情形下,被告人就有关辩护事实承担一定的而非全部的证明责任;其原因在于证据提出责任之转换,且并不消除法官的职权查明责任或者澄清责任,亦不消除公诉方的证明责任。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应理解为提出事实主张的责任与证据提出责任,而不包括说服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被告人就其积极抗辩事由提供证据之疑点形成责任,也有益于刑事诉讼中共识的达成,包括事实的共识以及程序处理的共识。我国法律并未明确精神病辩护事实的证明责任,但实务中疑点形成责任实际上是由被告人承担。被告人可以通过申请法官的职权调查而完成其证据提出责任,即使在对抗制中,这也可以视为"法官不取证原则"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