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任:兼论接触沟通是提升信任的有效方法吗?

后疫情时代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线上,而现有研究中关于地方政府如何积极利用互联网增进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讨论相对不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微观个体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创新地引入“接触假说”检验政府积极的网络参与行为对提升地方政府信任的效果。首先,基准结果表明相较于不上网的受访者,平均而言,上网的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其次,为了缓解可能出现的内生性,本文使用历史上的固定电话用户数和地表起伏度作为个体是否上网的工具变量,以及PSMDID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均肯定了基准回归中的发现。此外,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将网络主要“用于工作”和“用于商业”的受访者,“用于社交”和“用于娱乐”的受访者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下降更为明显;而相较于“未接受过教育”和“大专、本科及以上”的群体,“中等学历”群体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下降更加显著。最后,本文通过数字政务和政务微博两个线索验证政府积极地利用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接触沟通可以有效提升信任,并且对于将网络“用于娱乐”“用于社交”以及中等学历的群体来说,“接触沟通”增进政府信任的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互联网更加深入人们生活的后疫情时代,政府应积极适应技术变革,增强与民众的互动,提升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感。

人机信任校准的双途径:信任抑制与信任提升

信任是人机成功合作的基础。但个体在人机交互中并不总是持有恰当的信任水平,也可能会出现信任偏差:过度信任和信任不足。信任偏差会妨碍人机合作,因此需要对信任进行校准。信任校准常常通过信任抑制与信任提升两条途径来实现。信任抑制聚焦于如何降低个体对机器人过高的信任水平,信任提升则侧重于如何提高个体对机器人较低的信任水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优化校准效果评估的测量方法、揭示信任校准过程中以及信任校准后个体的认知变化机制、探索信任校准的边界条件以及个性化和精细化的信任校准策略,以期助推人机协作。

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如何构建和维持政府信任是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政府信任即政治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对政治制度与政府行为的一种心理预期。综合来看,政府信任的测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通过公众对政府持肯定或否定态度测量,二是间接通过其他态度(如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测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有社会人口属性、政治、政府、经济、社会、文化等六个方面。改善政府信任需要深化政府改革、提高公众满意度;改进政府绩效、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形象、打击官员腐败;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

食用菌电商行业信任提升对策研究——基于消费者信任视角

以我国食用菌电商生鲜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消费者信任为研究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电商平台、三方监管和法律法规均会对消费者信任产生重要影响。具体为,问询机制、反馈机制和服务机制有利于提升消费者对电子商务平台的信任感,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追溯机制和安全认证则从三方监管的角度提升了消费者的信任感,法律法规则在法律层面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对消费者信任感的提升较为明显。

公众科学项目中的公众信任机理及提升策略研究:基于公众的视角

文章对公众科学项目中的公众信任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首先,从科学家、项目发起方和项目质量三个方面,论述公众科学项目中的公众信任危机。接着,探讨公众信任危机在项目的前、中、后三个时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公众与科学家的相互信任关系对提高项目质量的意义。然后,针对公众科学项目的四个阶段,有针对性地设计了若干提升公众信任的具体策略。最后,从步骤和承担者角度,阐述了四类公众科学项目的差异,通过公众科学项目的转型再次证实公众信任议题对于公众科学项目持久开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