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鬼子母揭钵”为例看原生“西游”故事的聚合机制

在"西游"演化史上,"鬼子母"与"西游"故事的牵缠一直没有终止过,然而因其未被百回本《西游记》整合、吸纳,这一故事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从唐代佛典到宋元队戏、南戏、杂剧,以至清代宫廷大戏《升平宝筏》,都清晰可见其向"西游"故事聚合的轨迹。该故事与"西游"故事的两度聚合,第一次发生在唐五代,以"斋僧"为标签,第二次发生在宋元,以"揭钵"为标签,这与鬼子母形象于当时民间的存在形态是相适应的。而在第二次聚合中,它又与铁扇公主故事发生扭结、重叠。鬼子母这一形象的衍变,是我们考察原生"西游"故事向故事主干及彼此间聚合活动时的典型个案。

分化与再造:《揭钵图》图式来源新探

《揭钵图》是中国古代绘画中以佛教因缘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存世《揭钵图》中出现了大量与佛传“降魔成道”图像相同或类似的图式,学界多认为是前者吸收或借鉴了后者的图式。但仍存在一些疑问,如《揭钵图》中的“鬼众”为何借鉴“降魔成道”图像中的“魔军”形象?明初佛经扉画《鬼子母揭钵》将“降魔”和“揭钵”融于同一画面,被视为“另类”,其图式来源是什么?本文通过图像对比及文献研究发现,唐代时,“佛化鬼子母”与“降魔成道”曾杂糅于一个图像之中,用以表现佛陀对内、外魔的降伏,被称为《降魔图》。北宋时,随着世俗文学中揭钵故事的发展与流行,“佛降鬼子母揭盂(钵)”逐渐成为独立的壁画题材。而后世《揭钵图》正是在其壁画稿本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揭钵图》既是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产物,又是佛画图式跨媒介传播的典型。对《揭钵图》图式来源的探究,一方面可以还原该图像形成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进同类相关题材研究的深入。

元代《揭钵图》的两种类型与真伪考辨--基于佛画转型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外公私博物馆藏《揭钵图》卷的数量众多,浙博本、上博本钤朱玉印《揭钵图》(合称“朱玉本”)及故宫本无款《揭钵图》,是其中年代较早的三卷。朱玉本、故宫本代表了《揭钵图》卷的两种主要类型,朱玉本的构图系在壁画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故宫本的构图则更适合手卷的观看方式,他们为佛画图式由壁画向卷轴画的转变提供了典型例证。通过图式细节的对比并结合其演变脉络,作者倾向于认为浙博本为朱玉真迹,或是元末绘制的朱玉风格的画作,上博本系浙博本之临本,故宫本的创作年代大约在元末明初。

鬼子母揭钵故事的流传与图像

本文通过对宋以后出现的揭钵剧和揭钵绘画的描述与分析,以期说明鬼子母这位西晋以来尤其是唐代显密经典树立起来的送子护儿大神,由于其夜叉女鬼的身份,从宋代开始悄然变成娱乐性人物。人们关注这个佛教故事的目的,不是接受教化,更多的是获取愉悦,这也是观音送子终将取代鬼子母的主要原因。

朱玉《鬼子母揭钵图》略考

取材自鬼子母故事的佛教绘画《鬼子母揭钵图》至迟在北宋年间已经出现,今所传诸图卷中,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元朱玉绘《鬼子母揭钵图》卷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即通过对该图卷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同名作品的对比分析,并结合画作题跋内容及相关文献资料,对传为朱玉《鬼子母揭钵图》卷的若干问题做初步讨论。笔者认为,浙博本是目前存世并归于朱玉名下的《鬼子母揭钵图》卷中唯一真迹,而上博本则仿自前本;学界认为朱玉绘有两本《鬼子母揭钵图》的看法是对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的误读或曲解。

麦积山石窟第12窟窟顶壁画释读

麦积山石窟第12窟开凿于隋代,窟顶壁画为明代重绘,主要内容为鬼子母因缘和释迦牟尼涅槃,其中的揭钵图是对中土自宋元开始流行的这一图像的继承和发展,是麦积山唯一的鬼子母因缘壁画。

朱玉《揭(劫)钵图》顾潜题跋研究

现存元代著名画家朱玉《揭钵图》两幅—分别被称为浙本和美本,另有一幅《太平风会图》。这三幅图拖尾都有明代文人顾潜题跋。文章通过对朱玉上述三图后顾潜跋语的初步认读和研究,认为浙本《揭钵图》潜跋、美本《揭钵图》潜跋和《太平风会图》潜跋分别出自三人之手,其中至少有两个跋语为伪造。美本《揭钵图》《太平风会图》潜跋为伪造。同时顾潜为《揭钵图》题跋不可能在'正德庚寅'年(1530)。

“鬼子母”崇拜文化及其艺术形象变迁

"鬼子母"崇拜起源于印度,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鬼子母"信仰与中国民间繁衍子嗣的求子心理相结合,并在宋代逐步被"送子观音"所取代。从其艺术形象的角度来讲,"鬼子母"的主流形象是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直到宋代以后基本定型为汉化的贵妇人形象,这点在壁画、石窟造像及卷轴画中均有实物资料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