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再造:《揭钵图》图式来源新探

《揭钵图》是中国古代绘画中以佛教因缘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存世《揭钵图》中出现了大量与佛传“降魔成道”图像相同或类似的图式,学界多认为是前者吸收或借鉴了后者的图式。但仍存在一些疑问,如《揭钵图》中的“鬼众”为何借鉴“降魔成道”图像中的“魔军”形象?明初佛经扉画《鬼子母揭钵》将“降魔”和“揭钵”融于同一画面,被视为“另类”,其图式来源是什么?本文通过图像对比及文献研究发现,唐代时,“佛化鬼子母”与“降魔成道”曾杂糅于一个图像之中,用以表现佛陀对内、外魔的降伏,被称为《降魔图》。北宋时,随着世俗文学中揭钵故事的发展与流行,“佛降鬼子母揭盂(钵)”逐渐成为独立的壁画题材。而后世《揭钵图》正是在其壁画稿本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揭钵图》既是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产物,又是佛画图式跨媒介传播的典型。对《揭钵图》图式来源的探究,一方面可以还原该图像形成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进同类相关题材研究的深入。

元代《揭钵图》的两种类型与真伪考辨--基于佛画转型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外公私博物馆藏《揭钵图》卷的数量众多,浙博本、上博本钤朱玉印《揭钵图》(合称“朱玉本”)及故宫本无款《揭钵图》,是其中年代较早的三卷。朱玉本、故宫本代表了《揭钵图》卷的两种主要类型,朱玉本的构图系在壁画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故宫本的构图则更适合手卷的观看方式,他们为佛画图式由壁画向卷轴画的转变提供了典型例证。通过图式细节的对比并结合其演变脉络,作者倾向于认为浙博本为朱玉真迹,或是元末绘制的朱玉风格的画作,上博本系浙博本之临本,故宫本的创作年代大约在元末明初。

朱玉《鬼子母揭钵图》略考

取材自鬼子母故事的佛教绘画《鬼子母揭钵图》至迟在北宋年间已经出现,今所传诸图卷中,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元朱玉绘《鬼子母揭钵图》卷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即通过对该图卷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同名作品的对比分析,并结合画作题跋内容及相关文献资料,对传为朱玉《鬼子母揭钵图》卷的若干问题做初步讨论。笔者认为,浙博本是目前存世并归于朱玉名下的《鬼子母揭钵图》卷中唯一真迹,而上博本则仿自前本;学界认为朱玉绘有两本《鬼子母揭钵图》的看法是对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的误读或曲解。

朱玉《揭(劫)钵图》顾潜题跋研究

现存元代著名画家朱玉《揭钵图》两幅—分别被称为浙本和美本,另有一幅《太平风会图》。这三幅图拖尾都有明代文人顾潜题跋。文章通过对朱玉上述三图后顾潜跋语的初步认读和研究,认为浙本《揭钵图》潜跋、美本《揭钵图》潜跋和《太平风会图》潜跋分别出自三人之手,其中至少有两个跋语为伪造。美本《揭钵图》《太平风会图》潜跋为伪造。同时顾潜为《揭钵图》题跋不可能在'正德庚寅'年(1530)。

麦积山石窟第12窟窟顶壁画释读

麦积山石窟第12窟开凿于隋代,窟顶壁画为明代重绘,主要内容为鬼子母因缘和释迦牟尼涅槃,其中的揭钵图是对中土自宋元开始流行的这一图像的继承和发展,是麦积山唯一的鬼子母因缘壁画。

“鬼子母”崇拜文化及其艺术形象变迁

"鬼子母"崇拜起源于印度,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鬼子母"信仰与中国民间繁衍子嗣的求子心理相结合,并在宋代逐步被"送子观音"所取代。从其艺术形象的角度来讲,"鬼子母"的主流形象是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直到宋代以后基本定型为汉化的贵妇人形象,这点在壁画、石窟造像及卷轴画中均有实物资料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