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禅师契嵩“援儒入佛”与“佛教儒化”之辨正

面对“排佛而尊孔”的时代思想潮流,契嵩试图通过“援儒入佛”来调和儒佛关系的紧张、对立,进而推动宋代佛教儒化。就“援儒入佛”思想而言,契嵩从佛之出世与儒之入世的异同入手,会通二者在教化上所表现出“圣人为教不同,而同于善”的主张,圆融二者在心性上所展现的善恶问题,调和二者在伦理观上“五戒”与“五常”的激烈冲突。由此而归纳出“佛教儒化”在心性、教化、伦理上具有一致性与圆融性的特征。“援儒入佛”与“佛教儒化”虽都是契嵩佛学思想的一部分,但二者在质量变化中是有差异的。前者属于量变;后者属于质变。但契嵩最终因回应排佛、辟佛之风而走上“佛教儒化”的道路,这既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必然,又是宋代儒佛关系的一个重要面向。

“援儒入佛”:释家智旭“颜子之传”重塑道统观的尝试

儒释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源流的主脉之一,而"道统"问题是其核心辩题。明末高僧智旭对道统问题的处理,便是佛教重塑儒家道统观的重要尝试。智旭推崇"颜子之传",认为唯有明儒王阳明以"致良知"接续了颜子之后的道统,但他对"致良知"的理解,却是所谓以"称性圆照之功",显现"性德灵明之体",实质上是佛教《大乘起信论》中"一心开二门"的理路,最终凸显其"援儒入佛"的基本立场。智旭处理道统问题的思路,对当代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重塑中华新文化与新道统颇有启迪意义。

佛学儒化还是援儒入佛——对契嵩会通儒释思想的定性

契嵩思想的主流是援儒入佛,而非佛学儒化。他认为,作为出世间教,佛教也有教辅之效。另外,他对中庸和孝道的个性化诠释,以及他在《非韩》中对韩愈排佛言论的反驳,都表明他试图通过对某些儒学概念的重新释读来宣扬佛学本位的思想。

北宋庆历名僧援儒入佛新内涵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初以来,伴随儒学复兴的稳步推进,反佛思潮愈演愈烈,庆历前后达到高峰。为遏制反佛思潮,释智圆、契嵩等方外人士不同程度地援儒入佛,阐其"儒佛互补""言异理贯""儒释一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我国思想史上地位重要,不仅为佛教发展赢得空间,加快其中国化进程,且对当时的学术思潮、以"和谐""融合"为特征的民族深层心理的形成,及以三教合一为特征的理学之产生,都影响甚巨。

援儒入佛 善恶别裁——从《目连救母劝善记》刘青提的罪与罚说起

本文以为,《目连救母劝善记》并非以佛教戒律及其因果报应说为准则来街量刘青提的罪与罚,而是用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三教合一的思想道德体系判断刘氏的善恶是非,并以象征此思想的庞大的神仙体系对其判罚。由是观之,《目连救母劝善记》并非仅仅宣扬佛教思想,而是借佛家之躯壳,灌以儒家伦理道德之内容以“劝善”,具有鲜明的明代社会特点。

释赞宁“援儒入佛”思想析论

北宋吴越名僧赞宁,学识渊博,善于著述,佛学成就不凡。因热衷于儒家文化,迎合帝王、交结文人士大夫,而被讥诮为缺少佛徒精神的"媚世"之徒。然而,赞宁的"媚世",并不完全是其个人性格使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他基于时代政治环境和佛教生态,"援儒入佛"以发展佛教思想的产物。赞宁的"援儒入佛",肇开了北宋佛教史"佛儒合流"的文化历程。

论儒家伦理对三大外来宗教的同化与拒斥

论儒家伦理对三大外来宗教的同化与拒斥赵林尽管儒家伦理体系与各种外来宗教的关系从形式上来看不象西方不同宗教体系之间那样表现为一种格格不入的直接对抗，但是那种信仰方面的不宽容性仍然是存在的。儒家伦理体系对各种外来宗教思想的吸收和容纳是以该思想与儒家伦理的...

从《李陵变文》看敦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李陵变文》为敦煌陷蕃时期民俗变文中的代表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到敦煌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立与统一,尽管民间文化对李陵更多的是同情,官方文化则更多贬斥,但充斥其间的“忠”则是统一的;吐蕃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直接冲突在《李陵变文》中也有反映,李陵尽管身着胡服,却有着一颗尊汉之心,显然乃陷蕃敦煌民众现实心态的如实展现;《李陵变文》援儒入佛,乃唐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一种表现。总之,从《李陵变文》可以看出多种文化在敦煌的碰撞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