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外交

援助外交是外交的特殊形式,是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它包括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或实施援助,以及通过援助实施外交政策两个方面的内容。援助外交不仅受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也受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和总体外交政策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的援助外交在保持其政治本质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以经济援助为主,在形式和援助渠道上以多边援助为主,在目标上人道主义援助越来越突出。

从博弈基地到角逐石油——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援助外交及其影响(1951—1972)

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援助外交在美国对外援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展现了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从惠勒斯军事基地上的博弈到保护石油利益的角逐历程,援助重心也历经经济援助向军事援助的转变。遏制苏联、压制埃及、使用军事基地是美国不断增强对利比亚援助的主要原因。通过援助外交,美国占有惠勒斯军事基地,拥有与苏联对抗的战略平台,开发石油也使得美国石油公司获益颇丰。美国援助外交的本质是使伊德里斯王朝服从美国称霸中东的总体战略,压制勃勃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结果把冷战因素引入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使得伊德里斯王朝军队整合与政权合法性建构陷入困局,葬送君主制政权。历史经验表明,超级大国对亚非拉国家的干涉往往使地区冲突不断,安全局势恶化,同时使得被干涉国原有的国内问题更难以解决。

援助外交体制研究及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未来改革的可能选择

本文通过对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G20国家)的援助外交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概括归纳出独立机构负责型援助体制、多部门协调型援助体制、非政府化援助体制三种不同类型的援助体制,分析这三种援助体制的特点,着重关注不同类型援助体制与各国不同战略目标设定的切合和匹配。之后,针对中国对外援助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既有援助外交体制的改革压力,讨论未来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改革面对的三个可能选择。

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不发达地区开展经济援助外交的历史考察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外交是其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领袖个人因素和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起到一定作用,但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从根本上影响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考量和决策,因此美国在这一期间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援外交经历了初期收缩援助——中期重视经援外交——末期加大援助力度这一起伏发展历程。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援助外交成效并不明显,但推进和固化了美苏从意识形态战争到经济冷战的新边界,也为肯尼迪时期将发展援助确定为长期国策打下基础。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援助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实施了第四点计划。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拉美开展经济援助外交进行历史的纵深考察后可以看出,美国从自身国家安全、繁荣等国家利益出发,将拉美视为其"战略资源库"和"传统盟友",加以严密掌控。但是,这一时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的重视程度与美苏两国对抗和争夺的激烈程度相关联,服从于美苏争霸的总体战略需要。而援助双方基于国家利益的深刻矛盾,是导致此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外交失败的根本原因。

安倍政府对蒙古国的外交战略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重新执政以来,日本政府借助政治上的"日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济上的"日蒙经济伙伴协定"以及对蒙古国的政府开发援助等途径,对蒙古国积极推动战略伙伴关系、资源外交、援助外交,试图获取其在地区问题及国际舞台上的支持与合作,同时有意牵制中俄两国。目前,安倍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蒙古国的外交力度,双方高层频繁互动,这不仅将扩大日本对蒙古国的影响力,而且对中蒙关系以及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将产生重大影响。

从美国对韩经济援助看美韩同盟关系

经济援助外交是经济外交中一种有效的方式。“二战”后,作为最早开始经济援助外交的美国,对其盟国韩国给予了大量经济援助,扶植其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再次给予韩国经济援助。文章试图通过对比各时期美国对韩经济援助政策的不同,来分析制约美韩同盟关系发展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向。

欧盟中亚政策的演变、特征与趋向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盟作为重要的国际力量没有出台明确的中亚战略,也并非中亚事务的积极参与者,直到2007年首份系统的中亚战略文件出台后这一情况才出现改变。从阶段上划分,欧盟中亚政策大体分为1991—2006年的认知探索期、2007—2013年的集中强化期以及2014年以来的调整提升期。从核心特征来看,欧盟中亚政策的主要实现手段是援助外交,主要目的是价值输出和利益共享,但援助工具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国家有所差别。经过20余年的发展,欧盟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援助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诸多领域的合作机制相继确立,但总体影响有限,仍然属于相关者的次要行为体。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欧盟中亚政策的调整空间不大,仍将在现有援助框架内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日本对缅甸经济援助:历史、现状与启示

缅甸资源、能源蕴藏丰富,人力资源充足,且市场潜力巨大。日本与缅甸关系的存续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需要。即便在西方主要国家制裁缅甸军政府的敏感时期,日本也以民间援助等形式,使双方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与政治联系。随着缅甸向民主化转型,特别是昂山素季领导缅甸全国民主联盟(NLD,民盟)取得执政地位后,日本对缅甸经济援助和首脑外交更趋活络。日本对缅甸经济援助的确立、发展与调整,显示其对资源和市场的一贯追求,也反映了日本地区外交层面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彰显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存在感以及制衡中国的多重目的。日本现政权强化对缅甸援助外交,对中国处理与缅甸关系带来挑战。

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朝鲜的援助与活动

美国非政府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朝鲜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积极开展民间交流。这些非政府组织通过与朝鲜政府进行谈判和协商,建立起了一系列针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机制。通过开展援助行动,这些组织一方面可以大量了解朝鲜的内部状况,为美国政府提供朝鲜的准确信息;另一方面成为美朝"二轨外交"的重要媒介,为未来美朝关系的缓和和修复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即使在美朝双边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美国政府也依然允许非政府组织赴朝鲜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和民间交流。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朝鲜的援助行动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特征。

试析“茉莉花革命”以来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

2011年初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以来,美国力图通过对外援助支持和巩固突尼斯的国内转型,使突尼斯的转型成为美国在中东"促进民主"、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样板"。在具体实施中,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呈现出三个特征:援助规模有较大提升;援助以双边账户和多国账户同时进行,其中多国账户的运用对美国迅速增加对突尼斯的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全援助在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中占有很大的份额。究其原因,国会的支持和美国既有的中东援助体系使美国政府2011年以来能够迅速提升对突尼斯的援助规模;突尼斯转型进程面临的严峻安全挑战并未从根本上逆转美国援助突尼斯的积极态度,仅影响了美国援助突尼斯的资金流向,"安全第一"成为美国援助突尼斯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1949～1965年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分析

对外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1965年,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呈现出对第三世界援助范围逐渐扩大、规模波动上升的特点,为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外交战略服务。在决策过程中,这种战略是通过在援助形式和规模上遵循平衡原则和以援助体现亲疏远近原则的方式体现的。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人道主义援助还承担着多重政治功能,如塑造中国相对于苏联和美国的道义优势、促进与受援国双边关系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