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息观”的再阐释看天台禅法的中国化——兼论慧思、智援道入佛之异同

本文通过梳理早期禅法中的“数息观”以及慧思、智对之的继承与发展,将天台禅法放在禅观中国化的动态历史中去考察,揭示了天台禅法于中国化进程中的线索正在于“呼吸”。其中,慧思禅法以般若空观为核心,他虽然继承了早期禅观以观察“身、心”为重点的基本理路,但改变了“呼吸”的核心地位,将之变为与不净观、诸法观平行同等的观察对象。而智则继承了早期禅观的结构,重新赋予“息观”以关键地位,他尤为重视“息”“身”“心”的关系,注重融摄道教方法,使佛教禅修的微妙境界更易把握,也使禅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更易理解与解决。通过“数息观”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援道入佛方面,慧思与智的出发点和程度并不相同。

李翱人性论思想的理论特质(下)——“援佛、道入儒以反佛、道的人性论”

李翱对于佛教的态度,既不同于韩愈简单反佛、道,也不同于柳宗元等人只指明反佛、道的方向。他避免了韩柳各自的不足,开辟了第三条途径:援佛、道入儒以反佛、道。李翱在理论上坚持儒家本位,同时大胆借用佛、道的某些方法,吸收佛、道的某些内容,较好地解决了儒佛之间的冲突。

论杜牧的山水诗及其援道入儒心态

盛世剧变的晚唐,诗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诗人杜牧的心态堪称晚唐诗人的典型。纵观杜牧的山水题材诗歌,整体上呈现出较为浓郁的援道入儒心态。横向考察整个晚唐诗人群体,具有这种同样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变化对晚唐文学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

从相生相待到平等不二——苏轼融通佛道路径及其局限性论析

苏轼思想复杂,探讨他对佛道思想的理解及融通方式,是研究其思想形态的关捩点。从对其诗文的细读分析中可以看出,苏轼将道家相生相待的理论与佛教的相对主义实现了对接,其会通佛道的方式使他对佛教平等观思想的理解别具特色,更使其人格精神呈现了通达超脱而不粘滞执着的特点,但也使他始终无法彻底超越现实,而这正是苏轼思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的主要原因。

敦煌写卷《求因果》中的儒道思想探微

敦煌写卷S.5588,首尾皆残缺,故学界多以其现存首句"只为求因果"中"求因果"三字冠名。《求因果》与大多数敦煌写卷一样,为唐五代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年限难以断定。这是一篇佛教思想笼罩下的"劝善文",尽是佛教语言和思想。但字里行间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甚至民间思想。这与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时代背景相关,因为儒、道思想在中国的根基和影响巨大,佛教想要发展壮大必须与其调适兼容,当然各个教派之间思想的共通性也是一大因素。"求因果"吸纳了儒、道思想中与佛教教义相通的某些成分,甚至只是借用某些表达方式和思想框架,来表达佛教劝人修身向善的思想。

“离四句绝百非”与成玄英“重玄学”

佛教中有“四句百非”学说,也有“离四句绝百非”学说,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之境界。学界普遍以佛教“中观学说”为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之释读格式,太过笼统。实际上成《疏》释读庄子,有两个层次:在较低层次,其格式确为狭义的“中观学说”或“四句百非”学说;然在较高层次,其格式却是“离四句绝百非”学说。狭义的“中观”或“四句百非”对应“玄”,“离四句绝百非”对应“重玄”。成玄英“重玄学”之核心,是以“离四句绝百非”为格式“化庄”与“化道”,是中华哲学批评史上“佛禅兴盛期”之早期代表。